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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战争片看《赛克尔巴莱》 自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一直令人惊讶。许多观众指责和聚集在电影院，就像人们的天堂一样。大烂片口碑再差, 靠着几张明星脸, 也有过亿票房的奇迹。《画壁》就有这样的好运。但是《赛德克·巴莱》很不幸, 因为没有大牌和明星造势, 再好的诚意和口碑都成了一张画饼。看过台湾版4小时时长的《赛德克·巴莱》, 都知道这是一部好片。该片耗资1.6亿, 经导演12年的筹备, 拥有2万多演员的史诗阵容。为照顾观众的欣赏习惯, 《赛德克·巴莱》最后的内地版和国外版被删减成两个多小时的常规版。尽管这样, 票房依旧惨淡, 只有区区1500多万, 还不如一部杨幂穿泳装的《孤岛惊魂》。这种非正常现象让人匪夷所思。 在今天的中国电影业, 明星是票房的首要保证, 投资方成为左右影片质量的决定性人物, 导演和编剧反而退居其次。在这种惟票房至上的环境之下, 当票房与影片质量经常不成正比例时, 研究一部电影的好坏实在是一件尴尬的事情。但是抛开其他的因素, 就电影制作本身而言, 《赛德克·巴莱》为我们中国电影做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一、如何有效传播民族的正面形象;二、如何做一个有诚意有野心的电影人。 一 人类社会的共同诉求 《赛德克·巴莱》根据历史上真实的“雾社事件”改编, 简单来说即台湾原住民的一场抗日战争。从历史战争片的角度而言, 影片在建构正面民族形象的同时, 能够将一场历史事件拍得如此具有观赏性, 这是内地的主旋律影片特别需要学习的。此片在台湾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在内地票房不佳, 有诸多创作之外的因素。而关于影片本身, 争议主要集中于以下一些内容:1、对妇女和孩子的屠杀有损国民形象;2、对文明日本人的刻画带有亲日倾向;3、影片的节奏有些拖沓。单就影片的叙事内容而言, 该片恰恰因为前两者的存在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地方。 时势造英雄。在原始部落时期, 让一个英雄人物完全符合我们当代人的标准, 不仅是脱离故事背景的一种虚构式想象, 也是对英雄形象的一种亵渎。依照当代文明标准而言, 在政府和民族利益当中, 无论妇孺老少都应该是受保护的对象。在内地的抗日题材电影中, 正是通过妇女被凌辱和无辜百姓被杀戮来控诉日军的发指罪行。比如《南京!南京!》, 比如《金陵十三钗》。《赛德克·巴莱》中却大量出现日方妇女和孩子在战斗中被屠杀的情景, 许多人认为这不仅有损英雄形象, 而且严重影响了这场抗日斗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任何一场混战, 承受其恶果的最无辜的莫过于女人和孩子。这样的不幸在所难免, 即使有双方交战不杀妇孺这样的游戏规则, 那也只是文明人的一块遮羞布而已。但是在一场维护民族尊严的战斗中, 让一个完全按照宗教和图腾仪式来行使当代人的英雄标准和绅士所为, 几乎是一种笑谈。而恰恰是这些瑕疵让英雄莫那鲁道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让这场反抗斗争更加真实。从人道主义角度而言, 这场抗日行动对日本妇女和孩子的屠杀很不合理, 英雄莫那鲁道的爱国主义显得有些狭隘, 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构影片抗日的正义性。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英雄蛰伏期, 我们看到族人苟且偷生, 在日据时代如何屈辱地生活。正如英雄所言:如果你们的文明是让我们卑躬屈膝的话, 那么就让你们见识我们野蛮人的骄傲。为生存的猎场而战, 为血祭祖灵的勇士荣誉而战, 构成了莫那鲁道抗日动机的最强音。这是最震撼人心的地方。 再说说亲日倾向。因为历史殖民侵略的原因, 当代不少人骨子里对日本人有着天然的排斥感。这种带着民族情绪的日本人想象才是最狭隘的, 就像我们新世纪以前主旋律影片中的日本人一样:长期被丑化、矮化, 不是无能的主将就是插科打诨的小丑。比如《智取华山》, 比如《举起手来》等等。有些人一旦看到将日本人还原成“人”的影片, 就非常的不适应甚至用“亲日”等民族论调来压人。作为一个中国人, 这是民族情感的一种本能反应, 在情感上我们都能够接受。但是从艺术形象塑造而言, 这是有失偏颇的。特别是对于惯于励精图治的日本人, 曾经不过据弹丸之地的一个小国, 发展到今天成为国际社会上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 而且还经常煽风点火, 惹得四邻不得安宁, 对于这样一个竞争对手我们绝不可等闲视之。《赛德克·巴莱》的客观和中立让日本人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这是它可贵的地方。既有像吉村这样任意羞辱、谩骂、殴打番人的绝对敌对势力, 也有在骨子里永远保留大和民族的优越感, 和番人保持一定距离的普通民众, 更有像小岛这样披着文明的外衣, 和番人以友相待的温和派。影片中莫那鲁道就感叹过日本人的聪明和狡猾, 他和出身于番人又同时是日本警察的山岗二郎关于如何对待日本统治的争论成为殖民反思最精彩的表达。《金陵十三钗》中那个神情忧郁的钢琴手日本军官, 不正是另一个小岛?影片没有将日本人一律定位为恶, 恰恰是对人物刻画的一种尊重, 也是对历史反思的一种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