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拓《西楼苏帖》版本及刊本考述.docxVIP

宋拓《西楼苏帖》版本及刊本考述 近年来，北京文物店在收集和传播北宋苏轼作品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北宋时期的碑文、丛布书法和墨迹副本。其中，《宋陀》西楼苏帖》（又称《西楼帖》）四卷是苏墙中第一座石雕和最精致的文学作品之一。这是一件珍贵的文化遗产（图1-4）。 《西楼帖》,原石标题《东坡苏公帖》,南宋汪应辰刻,成于孝宗赵慎乾道四年(1168)三月一日。帖中“慎”字缺末笔,为宋刻之证。全帖三十卷,帖尾刻黄庭坚和汪氏跋语。 《西楼帖》最早的著录,见于宋陆游《渭南文集·题跋》。明陈继儒《妮古录》、清程文荣《南邨帖考》、近人郑裕孚《汇帖举要》等均有著录,但都语焉不详。此帖原石早亡,拓本罕见,传无全帙。据我所知,传世者仅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本五册,北京文物商店藏本一册。天津藏本原为端方旧藏,六册,后归徐世昌。徐氏将原六册中带有阮元题首的一册与有汪氏跋的一册合为一册,成为现在的五册,并且增添了郑孝胥、杨守敬的题跋及小荷女史画的东坡小像。 天津藏本,上海有正书局曾付石印,本文不赘。北京文物商店藏本为近年所得,未见著录,曾于1978年5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览”上正式展出。此本已经剪裁裱制成册,万字锦面,米色花绫硬五廂开版装。计三十八页,墨纸约纵29.8、横23厘米。每页行款、文字多寡不等,行楷书。帖首署刻“东坡苏公帖”。首尾钤有各家藏印:“晋府图书”、“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晋昌之章”、“弱侯”、“太史氏”、“玄赏斋”、“陈继儒印”、“眉公”、“吴山”等。拓本为宋经罗纹白麻纸乌金拓。纸地坚韌,墨气醇古,虽是刻石,但神采奕奕,如新脱手,不在他的墨迹如《久留帖》、《屏事帖》之下。 店藏本无名人题跋,但据藏印,“晋府图书”为明晋王朱棡,“弱侯”为明焦竑字,“玄赏斋”为明董其昌,知此本明初入晋府,历经焦竑、董其昌、陈继儒、吴山诸家收藏。入清以后,因无印记,递藏之绪,遂不可考。天津藏本中的合册也钤有“晋府图书”印,证明原为晋府所散出,辗转四百余年,今又复聚而归国有,实为幸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明陈继儒曾否见过《西楼帖》的拓本的问题。陈氏集《晚香堂苏帖》三十二卷,收罗甚富,但其间未收入《西楼帖》的内容,该帖跋尾有云“成都汪刻,自务观去此四百余年不可得见,尝访之宦游其地者,多不能悉其有无存亡,为之浩叹”。另外,《妮古录》是陈氏撰述法帖书画的专著,虽也述及《西楼帖》,但仅征引放翁题跋而已。这都说明陈氏实未曾见到《西楼帖》拓本,否则《晚香堂苏帖》不会失摹,也无必要发此感叹。但是店藏本却明钤陈氏印记两方,因此有人怀疑二方是贋刻。后经专家多方鉴定,证明其篆法、规格、泥质、色泽与所见陈氏此印相合,确真无疑。这表明陈继儒见到《西楼帖》拓本,已在成书、成帖之后。 店藏本所收,均是苏轼写给朋友的信件。计有给与可(文同)五函,天觉(张商英)二函,元素(杨绘)二函,醇夫(范祖禹)一函,退翁(刘弥正)一函,残件一函。其中退翁一函,天觉三月十四日一函,与天津藏本重复,在陈其锟跋本中,其它均诸本所无。 这些函件未署年代,但据有关资料,可以考出一些函件的写作时间。其中: 书与文同的五函,具体谈到了文同寄给他画竹屏风、墨竹枯石以及书翰的情况,与天津藏本中的《与可画竹屏风赞》、《文与可墨竹枯石记》、《文与可字说》,不仅内容相合,书法也极相近。按《东坡全集》,《墨竹枯石记》作于熙宁三年(1070),《字说》作于熙宁八年(1075),《画竹赞》作于元祐二年(1087)。 残件一函,有“向有书乞超然台诗,仍乞草书后,摹石台上……今年冬官满”之语。据苏轼《超然台记》,超然台旧为“破败”的城台,在当时密州州治诸城东北。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秋,自杭州通判除知密州后“稍葺而新之”,是时其弟苏辙“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改知徐州。其事与函中所记正合,知此函当写于熙宁七至九年之间。 退翁一函,文中说“本州……博罗,正月一日夜,忽失火,一邑皆为灰烬,公私荡然”。博罗属惠州,苏轼知惠州在绍圣元年至绍圣四年(1094—1097)。此函当写于这一期间。 另外,据陆游《渭南文集·题跋》,尚有陆氏所藏并称之为《东坡书髓》十卷拓本。陆氏藏本应有陆氏题跋,并且应是宋装,但因年久,或散佚或改装,已无从考订。上述现存的墨本,均未有陆藏本的特征,难以肯定为《书髓》本。端方题跋认为即《书髓》中物,显然是为了增重身价的无稽之谈。在传世苏帖中,尚有三种刻石根据拓本重摹了《西楼帖》的部分内容。一是清道光间廖甡集《观海堂苏帖》,石在北京宣武区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康有为旧居;一是民国间穆氏翻刻的《观海堂苏帖》,石在北京宣武区东南园穆宅;一是清光绪间杨寿昌集《景苏园帖》,石在湖北黄冈。以上三刻,以廖刻为佳。 “丛帖”首创于北宋,以《淳化阁帖》为祖,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