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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法制建设成就 一、 研究民族法制史的意义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经历了从繁荣到衰落的200多年历史发展过程。在这期间, 封建的经济取得了超越前代的发展, 典章制度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清朝所处的历史地位, 决定了其法制历史的价值。 第一, 清朝的封建法制辗转传承, 相当完备。表现在法律体系上, 由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经济等各个部门立法组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表现在法律内容上, 不仅涉猎广泛, 而且更加符合社会的实际和民情。表现在司法制度上, 程序严格, 审级明确, 会审和死刑复核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特别是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需要, 还在边陲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俗制宜制定了相应的法律, 加强了司法管辖。因此剖析清朝的法制史, 有助于了解整个封建法制历史的一般规律性。 第二, 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政权, 从天命元年 (1616) 建立后金政权时起, 就表现了满洲族对于法制建设所特有的见地。顺治元年 (1644) 入关以后, 又在参汉酌金的过程中, 加速了汉满法律文化的融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 也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南北朝时期, 以鲜卑拓跋族为主体的北朝 政权, 就曾经制定出对中国封建法律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北齐律》。《北齐律》以汉律为宗, 综合魏晋律, 是适应中原先进文化的产物。辽金元各朝也都对中国封建的法制代有建设。但或因年代久远, 或因统治的时间短暂, 遗留下来的法制史料, 缺乏完整性, 只有以满洲族为主体的清朝法制, 从关外一隅, 发展到整个中国, 史料详备, 脉络清晰, 是研究中国法制史和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圭臬。 第三, 道光二十年 (1840)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社会处在大转折时期, 封建法制逐渐解体, 外国法律文化通过不同的渠道输入中国。两种异质的法文化在碰撞以后经历了矛盾、吸收和逐渐融会的过程, 这个过程集中表现在二十世纪初的变法修律上。因此研究清朝法制史不仅可以了解封建法制历史如何终结, 而且还可以认识近代法制历史怎样开端。 第四, 清朝距今为时不远, 它在法制建设上所提供的历史借鉴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而遗留下来的官书档案资料又浩如烟海, 认真地加以整理总结, 对于传承法律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可见, 研究清朝法制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正因为如此, 为世界各国法制史学者所关注。 二、 法制建设:在法律文化方面,各有侧重,在实 清朝法制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开国时期, 天命元年——顺治元年 (1616—1644) 。这个阶段无论经济、政治、文化都出现了大跨度的飞跃发展。法制建设也具有丰富的内容, 对于统一东北各部落、挺进辽沈, 进而统一全中国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尤为鲜明, 是中国法制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 (一) 反映了社会急遽变革时期带有过渡性的法律关系 关外时期, 满族经历了由原始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初期的急剧变化, 社会关系的复杂多样决定了法律关系的复杂多样。例如, 一方面确认奴仆是主人的财产, 可以任意出卖, 并同马、牛、骡、驴、羊、膻羊一样收取课税。另一方面, 又允许奴仆婢妾有权告主, 告准之后, 或取得身分自由, 或脱离旧主, 转归新主。按唐明律, 奴婢控告家长, 属“干名犯义”罪, 除谋反、大逆、谋叛、及窝藏奸细外, 虽得实也杖一百、徒三年。 (二) 视法制建设为立国之本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 虽然是以军事行动统一女真各部落和东北地区 (包括蒙古) , 进而对明朝采取强大的攻势,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非常注意运用法律来约束军队, 稳定后方, 调整变动中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以及向蒙古地区宣布盛京定例的方式, 维持了满蒙的联盟和法制的统一。 努尔哈赤从实践中, 逐渐认识到法制是“立国之道”, 他“教导国人, 牢记法令”。至皇太极即位, 更把“宣布法纪, 修明典章”, 看作是“保邦致治之计”, 尤其致力于统一立法权和划一执法权。 关外时期的法制建设, 为时虽短, 但特色鲜明, 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开创了满汉法律文化融合上的范例。 (三) 掺入汉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 努尔哈赤立国之初, 吸收汉族法文化的意识还不很强烈, 如《清太宗实录》所载:“初, 我国未深谙典故, 诸事皆以意创行……因心肇造。”1至皇太极时, 已认识到吸收汉族法律文化的重要性, 因而形成了“参汉酌金”、“渐就中国之制”的立法路线。“参汉”, 就是仿行明朝的封建法制;“酌金”, 则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 翻译了诸如《会典》之类的明朝法律, 并将以明律为代表的汉族法律意识与原则吸纳到有关的法律、法令中去。可以说关外时期的法制建设为我国汉满蒙各族法律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最绚丽多姿的画面。 (四) 汗令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