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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一格里耶《咖啡壶》中的人物与人物塑造

在阅读了罗伯格里卡的小说《咖啡因》后，我发现小说中没有人物和故事。所有叙事中只有普通的咖啡因。它们的颜色、形状、位置和内部结构都被表达为一个极其详细和详细的静态素描。对此，很多人就认为，这绝对不是一部真正的小说，理由是：人物是小说最为核心的元素之一，小说必须刻画人物，“你们不去研究某一个人物的性格，也不去写某种环境，不去分析人的七情六欲，所以你们写的并不是真正的小说”。而罗伯一格里耶的解释是：“由于我们的小说中没有传统定义所说的那种‘人物’，于是人们就仓促下结论说在我们小说中根本看不到人。这是因为没有很好地阅读这些作品。书中的每一页、每一行、每个字中都有人。尽管人们在小说中看到许多‘物’，描写得又很细，但首先是有人的眼光在看，有思想在审视，有情欲在改变着它。”在罗伯一格里耶看来，无论是萨特的《恶心》、加缪的《局外人》，还是卡夫卡的《城堡》，其实都已远离了那些充分具象化了的、与现实生活完全一致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已找不到具有独特魅力的个体，而只有统一体。“描写人物的小说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它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特征———那个个人至上的时代特征。”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一种艺术的进步，可这是事实，个性已经被抹煞了。对于这种现象，罗伯一格里耶认为，这表明了我们的世界更加谦虚，它抛弃了个人全能的观点，但它同时又具有更大的雄心，“因为它的目光放得更远。对‘人’的专一崇拜，已经让位给一种更为广泛的，不那么强调人类中心说的意识。”

罗伯一格里耶的这一观点，其实已经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审美信息：在艺术创作中，不存在任何无法逾越的鸿沟。即使是那些被视为铁律的艺术规则，我们都可以、而且有必要去改变它，甚至颠覆它。这也正是一个先锋作家所必须具备的艺术潜质和探索的勇气。实际上，以罗伯一格里耶为核心的很多法国新小说作家，如娜塔丽·萨洛特、克洛德·西蒙、罗贝尔·潘热以及后期的米歇尔·布托尔，也都是在创作中努力地进行着这样的艺术实践。他们高扬着明确的反叛姿态和探索精神，不断地动摇着人物在传统小说中的地位和意义，并常常用一种非人格化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言，冷静、细致、忠实地描绘着物质世界的形象，并从事件的变化来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在他们绝大多数的作品中，虽然还依然存在着人物形象，但这些人物已经彻底地告别了性格发展的线性轨迹，很少有一些丰沛的情感活动方式，也几乎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某种具体的原型。质言之，这些人物已经成为一种被高度抽象了的艺术人物，是一种人的“物质性”的符号和代码。

这种人物的符号化倾向，其实也正是先锋作家们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不断尝试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完全打破我们传统叙事文学中所遵循的艺术规则，不考虑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背景，不注重人物形象的丰实度和可信度，拒绝将人物还原到欲望化、人格化的生命层面上来，也拒绝对人物进行全面而完整的典型化塑造。它凸现的只是人物生存的片段状态，特性状态，甚至是异化状态，强调人物的“此在”性和“象征”性，即，抽空人物的感性成分，只保留人物最为本质的人性状态，使之直接介入到叙事的核心部位；或者借助大量的偶然巧合，让人物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至于人物自身鲜活具体的音容笑貌，繁富驳杂的情感世界，他们与现实生活之间种种形而下的纠葛，以及他们为何产生这种言行的现实缘由，叙事中一般很少涉及。这种叙事探索，不仅使人物果断地抛弃了他所必须负载的大量的社会文化身份（如职业特征、时代气息、文化背景），直接展示着生命自身的某些形而上的存在本质，而且让叙事话语挣脱了写实化的制约，逃离了真实性的拘囿，从而更能自由地表达创作主体对人类生命的独特思考，也更为果断、更为直接地逼近人类生命的内在属性，抵达人类精神的潜在部位。它所导致的结果，不只是有效地剔除了那些紧裹在人物身上的、廉价的社会属性，使以往的典型化叙事法则彻底地破产，还使传统叙事中的整体化艺术观念也被瓦解。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这种符号化的处置，让人物凭藉种种特殊的形式代码，构成对人类存在及其本质的高度隐喻。

在此，我们不妨来看看卡尔维诺的长篇小说《祖先三部曲》。无论是那位被分成两半的子爵梅达尔多、终日呆在树上的男爵柯希莫，还是永远裹在铠甲中的“不存在的骑士”阿季卢尔福，作为小说中的核心人物，他们竟然完全脱离了坚实的大地，脱离了沉重的肉身，甚至脱离了一切可以感知的具象，像幽灵一样在话语中飞翔，自始至终都显得亦真亦幻、飘渺不定。虽然他们也不时地带着生命自身的鲜活情状，闪耀在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之中，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仅仅是一个个灵魂的代码，沿着叙述者的想象不断地奔向各自的命运之境。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形而下的、充满自然生命质感的完整描述（尤其是在梅达尔多和阿季卢尔福的身上），看不到他们具体生存的时空背景（小说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