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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体例的继承与创新

关于编年史的编纂，历代的学者经常列出，但大多是对体例的起源和编制技术的讨论。一些学者，如张守佳，也接触到了编年史风格与封建社会形式的关系，但他们对下层阶级的神秘感到不满。解放后,我们在研究《史记》体例时,也多侧重于从编撰学的角度探讨《史记》在体例上的继承与创新。笔者认为,历史编撰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它与史学思想一样,是深深根植于每一时代的社会土壤之中的。因此,研究《史记》体例,不能离开它赖以产生的封建社会形态。《史记》体例,既继承了先秦史学在体例方面的成果,又反映了战国以来封建社会形态不断完善的历史趋势,成为适于反映封建社会形态的史书体例。

史学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史书体例自产生之日起,就基本反映了当时的统治形式,帝王中心论一直是古代史书编撰的指导思想。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1。除了编年的《春秋》,记言的《尚书》之外,其它史书体例也都是以帝王为记录主体的。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记下了帝王的活动,也就记下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大部。同时,先秦史学的发展,与分封制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呈现出分散性,天子、诸侯乃至贵族都可设史官记事,诸侯之史可以各自纪年,自为起讫,有同样的形式,同样的名称。随着封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统治的日益加强,史书体例的发展也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