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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女扮男装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及其性别启蒙意义

“女扮男装”含意丰富，既指文学作品中女扮男装的故事题材，也指女性作家发表作品时用以隐藏自己性别身份的男性化的署名，还有研究者指当代网络文学创作中“女尊文”“女强文”所着力的“女强男弱”“女尊男卑”的叙事策略。[1]168本文所指属于第一种情况。

在中外文学史上，女扮男装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西方如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特斯》三部曲，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终成眷属》《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中国如南北朝民歌《木兰辞》，徐渭的杂剧《雌木兰代父从军》(简称《雌木兰》)、《女状元辞凰得凤》(简称《女状元》),冯梦龙的小说《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刘小官雌雄兄弟》，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中的《颜氏》及清代弹词《再生缘》《玉钏缘》《玉连环》等作品。中国古代女扮男装题材作品似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人们的审美愿望，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性别文化规范及女性的社会处境。作品塑造了一群易装突破性别陈规，才华横溢、有胆有识进入广阔社会空间的女性群像。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无疑在当时社会有着积极的性别启蒙意义。

一、女扮男装文本叙写的多元化

中国古代女扮男装题材文学创作出现了几次高潮。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逐渐崩溃，名教的道德体系也受到挑战，礼教对人的束缚尤其是对妇女生活的禁锢不断被打破，女性走出闺阁，或参与社会生活，或执掌家务大权。女扮男装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随之涌现，并展现讴歌了女性的才华和魅力，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北朝乐府诗《木兰辞》；其次是唐代，社会经济空前发展，对外文化交流频繁，社会风气较为开放，女性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出现了女诗人、女政治家，相应地，在唐传奇中出现了女扮男装题材的作品。再次是明代。宋元时期，封建礼教的各种礼教秩序把对妇女的约束推到了极致，关于女扮男装的传说及文学创作十分罕见。明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及市民阶层的出现，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反封建、反宗法的民主意识和平等意识，妇女问题也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女扮男装题材的作品。如徐渭的杂剧《雌木兰》《女状元》，冯梦龙的拟话本小说《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刘小官雌雄兄弟》等。最后是明末清初时期，循着明代中叶反理学的解放思潮，随着知识分子李贽、钱谦益等对女子才华的肯定推崇，文坛出现了女扮男装题材创作的高潮，主要有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春柳莺》《凤凰池》以及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颜氏》。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弹词女作家如陈端生、邱心如、程蕙英等，创作了大量女扮男装的题材的作品。

由此观之，作为文学创作的传统题材，该类型文学作品的创作情况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文化氛围有着紧密的关系。以魏晋为例，玄学涌现，道盛儒衰；官办教育衰微，家族教育昌盛；门阀士族制度使得高官贵族们非常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贵族女子也是这一时期私学兴盛的受益者。宗白华先生评价这一时期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史书中记载了这一时期的多位优秀女性：有“林下之风的咏絮才”的谢道韫；有被赐号为“宣文君”“隔绛纱受业”《周官经》的“十六国时期”前秦女经学家韦氏；有因《中兴赋》被赏入宫，后担任博士，教六宫书学的南朝女作家韩兰英；有南朝刘宋时期著名的女诗人鲍令晖等。钟嵘在《诗品》中写道:“令晖诗歌,往往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兰英绮密,甚有名篇。”[2]22对两位才女的诗歌成就、艺术特质做了精准的评价，也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女性文学创作状况的重要参考。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写的小说《世说新语》中描绘人物约五六百人，其中女性占到1/4强,另单列《贤媛篇》专写女性共计23位。正如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所言：“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3]664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关注更多偏向于女性的智慧和才华。魏晋女性在接受教育方面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因此在家庭事务、子女教育及文学文化艺术等方面较前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关于女扮男装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还有一种现象，即同一故事内容在不同时代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呈现出来，使得这些故事在反复的被书写、被叙述、被阐释中成为经典，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以木兰故事为例，如：“作为道德楷模的木兰形象,由于受到官方和民间的赞扬和崇拜,被广泛传播,是接受度较高的人物形象。”[4]15木兰故事大量存在于各种诗词、文章、小说及戏曲中。木兰故事的源头是北朝民歌《木兰诗》。唐宋时期是木兰故事的生成期,“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韦元甫《木兰诗》强调木兰的孝顺及其高尚的道德,确立了木兰孝道偶像的形象。宋代的木兰故事多以典故的形式出现在诗词中。元明时期与木兰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