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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

一、《文心雕塑龙》中“经典”的内涵

研究儒与龙的关系不是一个新问题。《文心雕龙》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这一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一课题日久弥新的重要前提。以往的学者的基本思路是从儒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心雕龙》,即按儒家思想去进一步阐释《文心雕龙》的文论观念,并将之纳入整个儒家文论体系之中。《文心雕龙》“儒学化”的结果是,一方面《文心雕龙》中受儒家文论影响的地方被无限放大,而另一方面,刘勰本人的文论思想中逸出儒家思想框架的东西或被“削足适履”,或被“有意遮蔽”。更为重要的是,在价值判断上受论者对儒家文论的态度的影响,制约了对此论题的进一步发掘。其实,在《文心雕龙》中还存在着另一种相反的正好被论者忽略现象,即儒学的“文学化”。

讨论《文心雕龙》中的“经典”问题的前提有两个:一是经典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经典及对经典的研究——“经学”构成了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料宝库。二是《文心雕龙》中对经典的重视。“经典”一词在《文心雕龙》中的出现频率相当之高而且其地位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吴林伯在其《〈文心雕龙〉字义疏证》中指出,在《文心雕龙》中,除了直接使用“经典”一词之外,可与之同义互训的还有“经”、“典”、“经诰”、“典诰”等。据统计,仅直接用“经典”的地方便有11处计13次之多。因而,首先对《文心雕龙》中的“经典”进行一番历史与语义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文心雕龙》中“经典”的准确内涵,仅仅依据词典的释义,恐不足为据。“经典”一词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语境中应主要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儒家经典”,一是指“佛教经典”。而以刘勰本人的知识背景而言,他正好兼有儒佛两套思想的影响。首先,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时的文化思想背景上看,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时,尽管已研究了一段时间佛经,但其基本的思想趋向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而且,即使佛经在当时已传入我国,亦有称其为“经”者,但毕竟没有合法化,其“经典性”地位还没有确立。对此前人已多作论证,此不赘述。其次,以刘勰本人在《文心雕龙》中对“经典”的解释来确证。《文心雕龙》中对“经典”的界说已十分明白,《宗经》篇说:“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在其后所引的“经典”中,无论是“五经”还是“六经”,都大致相同,均为儒家经典。第三,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动因与儒家有密切的关系。他在《序志》篇中说:“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且不论这段文字是否有假托孔子而故弄玄虚的嫌疑,仅从其字面上看,他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尊重与景仰是溢于言表的。

综合上面的情况来看,《文心雕龙》中“经典”的确都特指儒家经典,而且特指五经。极大的包容性和可选择性是经典的显著特征。但是,在中国古代,极强的排他性和不可选择性正好是中国儒家经典的基本特征。这也不能不影响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儒家典籍进行文学经典化的策略选择。

任何经典都是被动建构的。正是因为如此,才有所谓“经典化”的问题。不过,直接用儒家典籍经典化的经学传统来解释刘勰的《文心雕龙》,甚至将之划归为注经传统之一脉,实在是未免太简单化。《序志》篇中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刘勰对待儒家经典的真正态度和良苦用心:“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在此,刘勰将“注经”的冲动转化为“论文”的行动,将“儒家经典”纳入文学体系之中,从而将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了。

所谓“儒家典籍的文学经典化”是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儒家典籍进行的文学经典化的改造。具体来说,就是刘勰将儒家经典即五经置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框架之内进行文学性阐释,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相应的文学观念。这一过程包括儒家经典的文学化和儒家典籍的文学经典化两个重要的步骤。

二、经典、新事,还是西汉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经典”与“文章”的关系有一系列表述。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一是在经典与文章两者的关系上,经典无疑是优于文章的。如刘勰所说的“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即在文学的社会功用上强调了它对经典的依附关系。与经典对文章的优先权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