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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沿海防御卫所建置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

中国古代建立了沿海军事防御体系，可以追溯到春秋王朝。当时,处钱塘江流域、濒杭州湾的越国建都于会稽山下(今绍兴越城区),在会稽城周围建有石塘、防坞等防御设施,既可抵御敌国从陆地的进攻,又可防范敌国从海上而来的侵扰和偷袭,可视为我国沿海军事聚落的雏形。但在明代之前,各朝代建置的濒海防御设施都是以对内防御为主,在空间分布上也仅限个别地区,并未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真正形成完整防御体系的海防设施建置是在明朝。“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卫所制是明代基本军事制度,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卫所制度的特点使得它又成为一种别具特色的地理单元,因而研究沿海都司卫所的变迁,乃是研究明史、海防史及沿海军事聚落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部分军队建设和亲政策

明代立朝之初,面临着严峻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政治上,亟须加强中央集权,以稳定新王朝建立后人心不稳的局面;经济上,元代末期社会经济衰败,新王朝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军事上,蒙元残余势力虽然已逃入北方大漠,但还拥有相当的兵力和经济实力,一直在窥视着南下反攻中原的时机,所以明朝北部疆域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而在南部沿海,始自元朝末期的倭患也愈演愈烈。

立国之初的明王朝亟须和平、安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因此,一方面,施行睦邻外交。朱元璋制订了以睦邻友好为主旨的外交政策,“中国奠安,四方所得,非有意于臣服之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并遣使四方。另一方面,建设国防。在明王朝疆域的陆地边界建设九边重镇——陆地防御体系,在东南沿海修筑城池、整饬要塞——建设沿海防御体系,由此构成了明帝国整体的国防体系。

(一)和明、清“倭”为兵、战和降马为盗,流事片面铺上“管理”,使“倭犯”

明朝建立于公元1368年,而早在公元1336年,日本已分裂为南朝和北朝,争战不休。公元1467年,日本更发生了应仁、文明之乱,进入了战国时期,众多诸侯纷争不已,延续了一百多年。在长期的内部战乱中,许多日本平民因失掉土地或其他生产与经营的条件而沦为冒险投机商人乃至为匪,而在战争中败溃的兵、将、武士则沦为浪人,他们相互勾结,在封建诸侯的支持或组织下形成海盗集团,“乘中国未定”,“率以零服寇掠沿海”。洪武初年,“倭奴数掠海上,寇山东、直隶、浙东、福建沿海郡邑”。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洪武二年四月,“倭寇苏州、崇明等地”。洪武二年八月,“倭入寇淮安”。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倭入寇山东,转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县”。此后数十年间,“倭数寇海上,北抵辽,南讫浙、闽,濒海郡邑多被害”。倭害给我国广大沿海地区造成了极大祸害。

明朝初期以南京为京师,距海较近。靠近东海的苏、松、杭、嘉、湖等地区经济发达,是明王朝的主要财政赋税之源。倭寇的侵掠直接威胁明朝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受到明王朝高度重视。

(二)海漕线路影响下的北方军官运粮

明朝初年,每年要从江南地区的苏州、太仓等地海运大批粮食到辽东、北平、永平、蓟州等地,作为北平、辽东的军饷,以支持太祖的北伐,具有军事补给的性质,因而海运由军队执行,指挥官均为武官。如洪武元年(1368年)的汤和,洪武四年的吴祯,洪武六年的唐胜宗和洪武七年的朱寿等,都曾先后“督江浙海卫军大舟百余艘,运粮数十万石”。洪武十八年(1385年)五月,“命右军都督府都督张德督海运粮米七十五万二千二百余石往辽东”。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九月,“命航海侯张赫督江阴等卫官军八万二千余人出海运粮,还自辽东”。

“洪武十七年十月……癸巳,兵部言镇海卫千户王庭出海运粮,遇倭寇战殁,广洋卫百户周清出海捕倭溺死。诏庭加三等追赠,清加二等追赠,俱以米布给其家。”“洪武十七年冬十月……命将士运粮往辽东,上谕之:‘海道险远,岛夷出没无常。尔等所部将校毋离部伍,务令整肃,以备之舟回登州就彼巡捕倭寇,因以立功,可也。’”可见,明初的海漕航线虽傍岸逶迤而行,但仍受到倭寇的骚扰,须以军队护送才能保证对北方官军的粮饷供应。

与海外各国进行的朝贡贸易也有赖于海疆的安宁。明朝在沿海开设三个通商口岸,“宁波通同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倭寇的侵掠也威胁到贡道的安全。

(三)明初沿海政权的加强

明朝初年,元朝残余势力并未彻底铲除。方国珍、张士诚、陈友定等部余党逃入近海岛屿,据岛抗明。而且,江南的一些地主、士绅不甘心失去他们在前朝获得的利益,仍自称元臣,对新皇朝持不合作态度,甚至有人打起方国珍、张士诚及前朝的旗号,起兵与新政权为敌。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反明势力还与倭寇沆瀣一气,“导倭出没海上……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26。这些对新生的政权构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