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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方成分对七国、八王、安史三乱的影响

七国起义、八王起义和叛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前发生的三次重大叛乱。尽管三次叛乱的发动者身份不同,前二者为诸侯王,后者为地方官,但就其性质来说,三次叛乱都属于地方势力破坏并欲取代统一政权的战争。三次叛乱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历来受到史学界关注。三次叛乱虽然发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但亦可探究出某些共同之处和带有规律性的问题。笔者试就三次叛乱进行概略的对比,以求得到某些值得总结的同异。

一、第三次叛乱发生过的原因

(一)宗室为王,是“同姓诸王”收归

汉初消灭了异姓王势力后,汉高祖刘邦考虑到中央势力尚弱,无力直接控制全国,又“惩戒秦孤立之败”,既而又分封宗室子弟为王,实为“同姓诸王”分封的原因。刘邦封同姓王时,诸王年岁还小,未对中央产生威胁,但随诸王年龄的增长,诸侯王国势力的发展,逐渐构成了对中央的严重威胁,形成与中央相抗衡的势力,从而导致“七国之乱”的爆发。诸王势力的膨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侯王的权力很大

诸王掌握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各级官吏,并可自征租赋,自铸钱币,自行纪年等,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西汉中央占有人口不足

诸王国占据广阔地域。当时西汉全国约有54郡,中央直辖只有15郡,另39郡为各王国所占。王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其中齐、楚、吴三国辖地几乎“分天下之半”。从占有人口上看,中央也大不如诸侯王国。据柳春藩统计,汉初人口总数约1300万,西汉中央直接控制人口约450万,而诸侯王国所控制人口约为850万。双方控制人口之比为5.29:10。

皇室势力进一步膨胀

刘邦封同姓王时,共有宗室子弟9人为王。到汉文帝时,诸侯王已达18人,比刘邦时增加了一倍。

汉初,从积极方面来说,诸侯王在巩固西汉统一国家统治方面,无疑起了一定作用;从消极方面来说,由于诸侯王有较多的权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由对中央的向心力而转为离心力。如淮南王刘长在封国内甚至“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首先向朝廷发难的是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济北王反叛于文帝前三年(前177年),淮南王谋乱于文帝前六年(前174年)。一发一萌的两次谋反虽然很快平息,但更大规模的反叛已在酝酿之中了。

济北、淮南二王叛乱平息后,梁王太傅贾谊已预感将有更大祸乱要发生,于是向文帝上《治安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文帝采纳贾谊建议,将势力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将反叛失败的淮南国分为三,对其他诸侯王国并未采取措施。这是因为,从形势上看,文帝时期诸侯王国与朝廷的矛盾虽已显露出来,但并未达到非除不可的程度;从经济条件上看,朝廷尚缺乏彻底解决诸侯王国问题的物质基础;从政治上看,皇权尚待巩固。景帝时期,这些条件皆已成熟,而且诸侯王势力又进一步膨胀。如吴王刘濞在惠帝、高后时期,就利用吴地盐铁之利,坐收暴利,国用富足。为收买人心,吴王濞还招纳各地逃亡的罪犯,又由官府出钱代替百姓支应朝廷所征之徭役,到景帝即位后,“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已成为必然。继贾谊之后的晁错又将文帝在位时曾提出的“削藩”建议重新向景帝提出,并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据此先后削楚王、赵王、胶西王等几国的部分封地。吴王刘濞见要削至吴国时,就决心发动叛乱。他先后勾结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朝廷下诏削吴国之会稽、豫章郡为借口,起而反叛。

(二)诸王势力、诸王权力膨胀,是阻碍司马炎生长的根本原因

迄今为止,学者们对八王之乱发生的原因仍有多种看法,但无论如何,八王之乱是由司马氏宗王发动,不能说与分封毫无关系。那么,晋武帝司马炎为何要实行分封呢?这与汉初有同样的目的,即是吸取曹魏孤立而亡的教训。八王之乱虽说不能完全归之于分封,但这种出发点将导致司马氏宗室诸王权力的膨胀,从而为宗王叛乱准备了条件。八王之乱与宗王有直接关系的原因是:

诸王治之用量

西汉时期虽有分封,但诸王并无置军权,亦无发兵权,兵权归于中央,以虎符为信。西晋统治者却一改这种历史传统制度而让宗室诸王掌握军队。分封使司马氏统治集团只看到宗室的力量,而忽视了对宗室制约的其它力量,所以与此同时又裁撤了州郡武备,这两件大事,影响至巨。八王之乱所以乱到导致两晋灭亡,就是因为皇帝控制的州郡无武备,而封国则有军队。

王之乱爆发之速

如果说西晋所规定的封国自置军队数量尚不足以反叛中央的话,那么宗王出镇则为其叛乱增添了足够的军事力量。八王之乱爆发之速,主要是由于西晋承东汉末年以来州郡积重之势,而使诸王出一方重镇所致。出镇的亲王既握兵符,复综民事,一切割据称雄与举兵向阙的事情,均由此而起。

代理皇帝行使指挥权

西晋统治集团为加强宗王权力,使宗王直接参与权力中心,可以侍中、诸公、中书监、令的身份参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