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学成上书”看后金天命年间内政之失.doc

从“刘学成上书”看后金天命年间内政之失

摘要：宁远之役后，后金汉官刘学成上书努尔哈赤，除了委婉指出宁远之败的原因之外，还针对内政之弊，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即严明赏罚、不杀汉人降民而以其征明、于既得之地以留守保护代替焚毁破坏。作为当时人，身在后金，供职官场，其所陈之事，为我们分析后金当时的对内统治政策提供了比较真实可靠的依据。

关键词：刘学成上书;建议;对内统治政策

努尔哈赤在宁远戰败后不久，后金汉官刘学成针对当时国内弊政与矛盾，上书努尔哈赤，建言数策，望英明汗可以调整统治方针，重整旗鼓，再图进取。

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八旗贵族，自始至终都未曾完全信任过汉人。这也使其在对汉官的奖惩中不能完全做到赏罚严明，公平公正。针对此状，刘学成便在上书中提到“有功之人，赏以千金而不惜，无功之人，虽亲戚而不赦。赏罚分明，则大事成矣”[1]。后金在进取辽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汉人接触。在辽东地区，汉人在数量上占据着大多数，为了更好地巩固在辽东的统治，克服数量劣势，大量任用汉官就势在必行了。除了军事重镇，其他广大的地区女真人是无法全面管理的，因此为了加强对汉民的统治，就必须吸收降金汉官进入统治阶层。不得不承认，努尔哈赤在任用汉官方面，自有其过人之处。为了更好地网罗收服汉官，树立权威，使其死心塌地为己效命，他恩信赏罚，把持有度。即以高官厚禄驱使汉官为其拼死效忠，肝脑涂地。明抚顺降将李永芳下辽沈有功，“以功授三等总兵官”[2]，面对明廷招降，“永芳辄执奏，上嘉奖，敕免死三次”[3]。同时又以严刑杀伐警告汉官忠于国事。“岫岩备御乔邦魁与毛文龙密谋，被乔邦魁家人首告，将乔邦魁之宗族尽杀之，并将乔邦魁之妻及家产，尽给其首告之仆人”[4]。可见，努尔哈赤在任用汉官的问题上，是能够做到赏罚分明的。

不过出于自身的民族偏见和对汉官的不信任，努尔哈赤并非时时次次都能够做到对汉官赏罚严明。刘爱塔曾受到努尔哈赤的赏识与信任，但在一次分配战马时，努尔哈赤下令道“勿给良马良骒”[5]与爱塔，而“俟还马与八贝勒时，取其良马良骒”[6]。这道至少在明面上看起来不甚公平的命令是努尔哈赤致书广宁诸大臣而发布的，相当于公开下令，所以这也让刘爱塔颇有受歧视之感，为其日后叛金归明埋下了隐患。此后不久，刘爱塔因一女真人在与汉民合食同住时，侵犯其合法权益，便据理力争，想为这汉民讨回公道。后刘爱塔又派遣两人前往，差点又被一起“擒缚拷打”[7]。此举自然令刘爱塔十分恼火，他上报说：“倘若遣一人即遭擒缚拷打，遣二人复遭擒缚拷打，则何以成汗所委之诸事耶？”[8]可见此事女真人理亏在先，但都司衙门并未立即依法行事，而是“命爱塔将先遣之一人及复遣之二人，共三人皆执送辽东”[9]。而对于胡希塔牛录之人，“命该牛录人前往擒拿之”[10]。此事至此相当于不了了之。或许是出于庇护“自己人”的缘故，尽管是非曲直，简单明了，可八旗贵族并未给刘爱塔一个满意的答复，刘爱塔也未能得到法律的公正裁决，这也让他深感汉人在后金始终都为“二等公民”，无论如何竭力效命，都得不到完全的信任。另外，这件事也促使其叛金归明的想法更加坚定，为日后假死逃亡而下定决心。对汉官的一系列赏罚不明的举措，会使本就为异族而小心谨慎的他们更加疑虑乃至不满，这也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八旗贵族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偏见，恰恰是这种亲疏有别和不信任使得一部分汉官对后金失去了信心。

后金在开疆拓土，统治辽东的过程中，除了在战争中屠杀汉人外，还在巩固统治，镇压反抗时对汉人进行了部分杀戮。刘学成在上书中就劝谏道：“自古以来，使用有功之人，不如使用有罪之人。辽东之人，既叛逃，即罪人耳。何必杀之，使其从征，以汉人征明，则于诸申有益矣”[11]。虽然努尔哈赤曾强调过“不得视汉人为异国之民”[12]，即表示汉人与女真人地位平等，皆为后金国子民。但实际上汉人一直处于被压迫、甚至是被屠戮的地位。刘爱塔准备叛金归明后，在复州聚集汉民，欲逃往明朝，但由于叛徒告密而事泄，于是努尔哈赤派大贝勒代善等人率军前往查证，后“因叛变属实，故尽杀其男丁”[13]。《满文老档》也称八旗兵在复州“大事杀戮”[14]，可见刘学成并非虚言。天命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遣兵掠会安堡，斩杀甚众，得人畜一千，其中有屯民三百斩于抚顺关”[15]。屯民并非军士，都是手无寸铁之人。而八旗贵族为满足其物质私欲，掠夺屠杀平民，不知留民驱之为己用，其野蛮偏执，可见一斑。在进占铁岭之时，八旗兵在城内“搜杀殆尽”[16]，将城内“士卒尽杀之”[17]。可以想象，被杀戮的除军士之外，必然还有许多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丁口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这样惨无人道的杀戮对社会生产力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破坏。

另外，努尔哈赤还曾下令捕杀过无辜汉民。天命九年正月十三日，努尔哈赤说：“视无粮者为仇敌也”[18]。后又规定闲散无居，不事生产的“光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