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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农业敕编与农业政策

汉代农业历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功。近年来，随着杨氏村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汉代农业历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目前,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也取得了新突破。如侯旭东先生从“民众生计”的角度揭示秦汉北方渔采狩猎的详情与背景,并进一步探讨了以农立国传统形成的背景与意义［３］,这种有别于基于国家角度的观察,展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秦汉农业状况。不过政府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本文从皇帝颁布的农业诏书入手,考察了西汉时期农业诏书的概况、诏书反映的农业政策及其作用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西汉农业诏书

(一)“品”“书”“废诏”

秦王政二十六年,六国灭,天下一,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与廷尉李斯等人上书建言:“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４］（ｐ２３６）。秦王将尊号“泰皇”改为“皇帝”,他皆如议,于是,“诏”成为皇帝发布指令的文书之一。

汉承秦绪,除继续沿用“诏书”外,尚有“策书”、“制书”、“敕书”。蔡邕《独断》:“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５］（ｐ１）《文心雕龙·诏策篇》:“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６］（ｐ６３）据此可知,汉代皇命“四品”有着严格的区分和书写规范。

西汉时期的诏书,据蔡邕解释:“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某,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５］（ｐ４）这里蔡邕将诏书分为“三品”,根据史料亦可窥其一斑,但是要将每道诏书严格按照“三品”加以分类,已无可能。大体而言,蔡邕所谓的“诏书”是西汉皇帝用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文书,在皇命“四品”中,较经常使用。不过,实际应用中,并未始终严格执行“四品”的分类的标准,如汉武帝元鼎四年夏的《封栗大为乐通侯诏》,则与“策封王侯”的“四品”之分不合,而是冠以“诏”的名义,也即以诏书的形式施行封爵的例证。

《史记》、《汉书》对西汉时期皇帝颁布的诏书,多有记载,其中有不少涉及农业生产。我们将这些涉及农业生产,且记载有原文的诏书,称之为“农业诏书”,这些诏书内容主要涉及劝农、赋税、赈济、农业灾害、农官等农政措施。在具体的统计过程中,只有明确涉及到农业生产、或为恢复农业生产而采取的措施等内容的诏书,才被视为“农业诏书”。那些泛泛而谈的,根本目的与农业生产无关的不统计在内。如汉文帝元年三月颁布的“振贷诏”:“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７］（ｐ１１３）虽然涉及振贷,但是其目的是“鳏寡孤独穷困之人”,不是为帮助农民渡过难关,恢复生产而颁布的,且振贷并未言明是否是农业生产所需的牛、种等物,故此不计入。再如武帝元鼎二年九月“遣博士循行振饥诏”:“仁不异远,义不辞难。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７］（ｐ１８３）这种赈济救助流民,而无具体农业生产内容的诏书也不计入。

(二)西汉农业政策的“黄金时期”

根据西汉“农业诏书”概念,我们以《汉书》为本,结合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共统计了西汉时期的农业诏书43条,其中高帝2条,文帝7条,景帝3条,武帝4条,昭帝6条,宣帝7条,元帝8条,成帝4条,哀帝2条。结合“农业诏书”的内容,可以将西汉王朝农业诏书所反映的农业政策划分为六个不同时期(表1)。

第一个时期:从刘邦公元前206年称汉王开始,经惠帝,到吕后为止,共27年的历史。这一时期仅见高祖颁布了两条农业诏书,即五年五月的罢兵赐復诏和十一年二月的定口赋诏。高祖时期,汉王朝基本上是处于马上争天下的阶段,吕后时,王朝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尤其是诸吕危及刘氏江山,内部斗争不断,以致刀兵相向的地步,因此,这一时期,以皇帝为代表的西汉政府基本上无暇顾及农业生产,在农业上未见颁布更多的诏书。这一时期是西汉农业政策的起步期。

第二个时期:即历史学家们盛赞的“文景之治”时期,共39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刘氏政权的地位巩固,王朝内部基本稳定。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文帝和景帝多次颁布劝农诏书,并减免租赋。文景时期,西汉王朝农业不仅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