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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隋炀帝兼容南北的文学思想倾向

南北朝后期存在着三大地域文化体系①，即：江左文化、山东文化和关陇文化。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之下，三地在文学创作方面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如以文风来划分，江左文学体现的是南朝的审美趣味，而山东文学和关陇文学则可看作北方审美趣味的代表。在炀帝之前，三地文学和文学思想之间虽有过接触，相互之间也发生过影响，但就整体态势来说依然是各自发展，直到炀帝即位之后，南北文学和文学思想才向着彼此融合的方向迈进。

一、对南方文学及文风的继承

首先，炀帝推崇江南文化，迷恋江南文学的审美趣味。炀帝很早便受到了江南文化的熏染。开皇元年，十三岁的杨广被立为晋王。次年，纳萧岿女为晋王妃，萧梁宗室素来崇尚文学，萧王妃在家庭传统的影响之下亦从事过文学创作，曾作有《述志赋》，几乎全由对句组成，较富文采。对于同样喜好文学的杨广来说，萧王妃可谓江南文学的引介者。此后，杨广又有十年的南方生活经历，从开皇十年（590）至开皇二十年（600）被立为皇太子止，杨广一直都在扬州总管任上，每年只入宫朝见一次，多数时间在扬州。在此期间，他招引百余位才学之士以充晋王府学士，其中大部分为江南文士，如柳、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王、虞绰、庾自直、徐则、徐仪（徐陵之子，见《陈书·徐陵传》）、袁宪（见《陈书·袁宪传》）等。本来就崇尚“庾信体”的杨广，在与这些江南文士交往的过程中，文学上应当也受到影响，尤其受柳的影响最大，杨广每有文什，必令柳润色，然后示人，可见其对江南文学审美趣味的喜好。只是由于此时文帝刻意压制江南文士，鄙弃并痛恨江南文风，杨广不敢过于显露自己的文学趣味。

即位之后，隋炀帝开始大规模地重用南方文士，一些人还逐渐进入了政权的核心。他明文批评轻视南人的言论，《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引《隋大业拾遗》曰“：大业之初，（帝）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及龙川赞治侯伟等三十余人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余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阳郡风俗》，乃见以吴人为东夷，度越礼义，及属辞比事，全失修撰之意。”炀帝不悦，遣内史舍人柳逵宣敕责窦威等，其敕文曰：“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②认为江南自六朝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所，尤其永嘉之后，更是文化的中心，称赞自陈入隋之士为“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这就从思想观念上扭转了轻视南人的做法。炀帝所信任者多为南士，大业元年即以礼乐之事总付柳、何稠、诸葛颖等南士，南士总领礼乐之事，这在文帝朝是从未出现的现象。炀帝还让南士参掌朝政，如让虞世基、裴蕴等参掌机密，表明南士在炀帝朝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炀帝也开始大张旗鼓的推崇南方文风。《隋书·文学传·虞绰传》曰“：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迁著作佐郎，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恩盼隆洽。……从征辽东，帝舍临海顿，见大鸟，异之，诏绰为铭。”③虞绰、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陈灭入隋，见《周书·萧传》）等，都是以“文翰”受到赏识，说明炀帝对南方文风的喜好程度。王胄亦“以文词为炀帝所重”，炀帝曾高度推崇王胄、虞世基、庾自直三人的诗歌曰“：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实际上是把南方作家推为创作的典范。“于时后进之士咸以二人为准的”④（《隋书·文学传·王胄传》）“，二人”即指王胄和虞绰。这充分表明在炀帝的倡导之下，南方文风已成为作家的广为学习的对象。

二、对山东文学及文风的吸纳

除了重用南士，推崇南方文风外，炀帝也起用北方的山东士人和关中士人，并将北方文学的审美趣味也纳入其文学思想体系之中。

从来源方面说，隋代的山东士人包括原北齐境内的山东本土士人和关陇境内的山东士人。关陇境内的山东士人又包括两个部分，一为随西魏孝武帝西迁入关之士的后代；一为齐亡入周、后又入隋的北齐士人，其中主要是文林馆文士。山东士人虽为杨坚代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隋文帝即位之后，却也成为被抑制的对象。正如杨金梅所言：“在全国统一后，曾经为杨坚谋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山东士人，转而成为最不受信任的备受打击的对象，曾经的佐命功臣几乎被黜落殆尽。”⑦而山东本土士人也同样饱受歧视，《隋书·儒林传·马光传》载：“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⑧可见，歧视山东士人也是关中本位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陈寅恪先生即指出：继承宇文氏之遗业的隋文帝，“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⑨。因而，山东士人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