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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与隋代诗歌

一

对杨广的评价历来以否定为主，尤其在各类文艺作品中，杨广无一例外地被塑造成昏庸残暴的形象，其锐意进取和英明卓识的一面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事实上，“在中国的帝王中，他决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1］杨广的才能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尽管是以失败作结)，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不能忽视。仅就文学而言，杨广诗歌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都能独领其时之风骚。

杨广诗歌题材广泛，尤以边塞诗成就最高。清人沈德潜曾言:“隋炀帝……边塞诸作，铿然独异，剥极将复之候也。”［2］“铿然独异”的特点与杨广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杨广一生南下江都，北巡塞外，西出玉门，东至辽东，足迹遍布天下。数十年纵横南北的征战生活培养了杨广雄豪的性格与不屈的意志;意欲有所作为、成就隆盛功业的心理则促生了他非凡的胆识与气魄。杨广的边塞诗也因此体现出质朴、刚健的特色。大业三年，杨广出征辽西，途径长城时创作《饮马长城窟行》，内容充实，感情饱满，在内容、结构甚至语言上都有开创之功。本诗以及卢思道《从军行》的出现基本上结束了南朝边塞诗程式化的构思方式，标志着边塞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杨广生于朔方，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形成尚勇、尚刚的审美心理。这样的文化背景加上独特的个人经历，使杨广诗歌蕴涵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略无浮荡之气，即使是“虽蒙鞲上荣，无复凌云志”(《咏鹰诗》)的感叹之中也透露出激昂的情感。作为一位自负其能且终践帝位的王者，杨广诗中流露出的雄心与霸气进一步强化了诗歌的刚健风骨。以《望海》为例，这首诗无论在题材还是风格上都与曹操《观沧海》有相似之处，但曹诗表达的主要是对自然乃至宇宙的探寻，《望海》则是在写景之中寓含了统驭天下的豪情。

杨广诗歌不惟保存了北朝诗歌刚健、质朴的传统风格，同时能够借鉴和吸收南朝诗歌注重审美性的艺术成就。在对待南方文学的问题上，杨广的态度无疑是进步的，他既不像早期的北方文人那样仅限于单纯的模仿，也不似同时期的“正统”文人或军事贵族出身的统治者那样视南方文学为亡国之音而一味加以排斥。杨广对南方文学怀着倾慕而冷静的态度，这可以从他与南方文人的交往中得到印证。杨广与南方文人的关系同建安时期曹氏兄弟的情况比较类似，双方的交往虽然带有一定政治色彩，但文学兴趣本身显然也是影响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史书上多处记载有杨广与“王府学士”之间的文学活动。如:“帝常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酺，因为五言诗，诏胄和之。其词曰:‘……帝览而善之’，因谓侍臣曰:‘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3］这一段文字内容颇为丰富，不仅提到杨广与王府学士之间频繁的文学交往，还说明这类活动的质量很高，非一般歌舞侑樽类活动可比。检索隋代诗集可以发现，在“王府学士”现存诗歌中，几乎都有与杨广来往、唱和的作品，包括杨广的赐诗。考虑隋代典籍散失严重的情况，现存作品应该只是实际数量中较小的一部分，据此可以想见当时杨广与王府学士之间的文学交往是如何密切，以及这种交往对于杨广创作的影响。杨广不仅要求王府学士们继和己作，而且还能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隋书》人物传中“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4］、“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5］之类的记载非止一处。这些资料不仅表明杨广对于南方文人的足够尊重，更显示出杨广对于南方诗人创作取向的信任与趋同。

在与南方文人的交往过程中，杨广的诗歌逐渐呈现出“南方化”的艺术倾向，风格清俊、意境优美、意象精致、注重细节。如其《夏日临江岸》一诗，语言清净，造境明澈，置诸谢眺、何逊集中也不逊色。与大多数北方诗歌相比，杨广诗歌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描状绘景，在精于刻画这一点上，杨广甚至已经超过了他所学习的对象，能够自觉地将其他种类的艺术技巧和诗歌的表现技巧结合起来，从而取得更为完美的审美效果。“平郊送晚日，高峰落远阴”(《谒方山灵岩寺》)、“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这些诗句运用了视觉艺术的表现技巧，选取典型意象，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境界顿出，已经是非常典型的“诗中有画”了。即使是在以质朴为特色的边塞诗中仍能发现作者对于艺术形式的注重，如《白马篇》:“征兵集蓟北，轻骑出渔阳。冲冠入死地，攘臂越金汤。尘飞戏鼓急，风交征旆扬。转斗平华地，追奔扫大方。”描绘了从出征到战争结束的过程，在急促的时空变化中展示了战争的激烈和战士的风发意气，夸张的笔法为全诗染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由于艺术技巧的广泛运用，杨广的诗歌风格更加丰富多样，也使得杨广的诗歌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水平的代表。

与之前北方作家学习南方文学完全流于模仿的情况不同，杨广在接受南方文学影响的同时并未丧失自己的创作立场。前文提到过一段杨广的文学评论:“气高致远，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