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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人物”的历史生成与文学生成

—“梁生宝”形象的再审视

程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DOI:10.16532/j.cnki.1002-9583.2018.03.005

在十七年文学的形象系列中，梁生宝是一个别具认识价值的人物。自诞

生之初，这个“理想人物”就曾遭到是否过于“拔高”的质疑。但梁生宝的“理

想性”并非“理念先行”，作者柳青是试图通过梁生宝的品质、性格、精神、

素质来呈现他对于在合作化运动的“现实”中需要什么样的人的理解。这种

人既是“现实”所必需的，也是“现实”所应该培养、生成的。就前一个角

度而言，人物折射出的是“现实”的矛盾构造，只有理解、把握“现实”矛

盾的结构性要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品质是可贵、必要的。就此而言，一

个“新人”典型的背后对应着一套新的社会构成原理。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不

仅意味着改造所有制形式，不仅是建立、巩固一套生产关系、生产制度或政

治体制，它还需确立一套社会制度，一套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思想意识状

态。这个思想意识状态包含着认识机制、道德品质和精神诉求，概言之，可

称为一种社会主义的主体形态。在这套新的社会制度中，什么样的人被放置

在结构性的、组织性的位置上决定着这套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运行状态，

最终作用于集体关系和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情理、气性。从后一个角度讲，社

会主义革命的落实也有待于不断发现、调动、养成、提升能够与之配合的主

体。于梁生宝这样的形象中恰好可以体察出社会主义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所

具有的挑战性。

事实上，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的重

心经历了以所有制改造为牵引转移到以政治、思想改造为牵引的变化。这一

变化体现为，强调不仅在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层面，更要从观念意识层面消除

再产生资本主义的种种因素。然而，与这种“不断革命论”持续深化所同步

的现实却是小农经济惯习的破坏和新的生产组织、经营管理制度弊端丛生，

终于导致严重恶果。亲眼目睹这些起伏波折，柳青在梁生宝身上所赋予的就

不单纯是对合作化运动的信心——基于信任、积极性而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大

潮的英雄主义气度——而是超常的责任心，谨慎的态度，反思性，斗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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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柳青与皇甫村农民在田间交谈，右一为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

与实践能力。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梁生宝在性的构成方式和生成过程都“层积”着作者的

格上过于谨小慎微，偏于“沉重”，而在思实际经验、现实体会与历史理解，它也蕴含

想意识上又过于敏锐，近于成熟干部或知识着对现实和历史的机能性把握。

分子1。而这与柳青要赋予主人公的“理想构之所以说是“层积”着作者的理解，因

成”有关。即，一方面他在意识观念上有着为这一把握非一时产生，它既是作者在长期

高度自觉，并不断培养、提升自己的意识习扎根基层工作中渐渐摸索、体会出来的，也

惯，养成一种“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品质；是经过曲折的写作探索锻造出特有表现方式

另一方面，他在置身、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才能加以塑形与传达的2。梁生宝这一理想

关系时又是从不脱离实际、埋头实干而谨慎人物的诞生交融着历史生成与文学生成的双

小心的。这折射着“大跃进”后的“调整时重过程，只有充分还原这一双重过程的诸多

期”所设想的某种理想形态。就此而言，梁褶皱才能逼近其认识价值。再者，作者的现

生宝的“觉悟”并未流于对政策的直线说明，实把握不是只聚焦在一个主人公的身上，而

亦难还原到“指导/接受”的单向关系中。他是体现在一系列人物错落、交织的矛盾关系

是不断将政策方针、政治理念融化、统摄到上。作者在创作上的探求也特别诉诸于如何

一个更混溶的精神原则层面，使之成为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