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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旅电影的男性话语解读

军旅电影是美国电影一个常拍常新的类型。然而军旅电影在题材、影像技术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其中无处不在的、根深蒂固的男性话语权却是一直未变的。在好莱坞电影开始向女性主义转向的今天，军旅电影依然坚持站在男性的立场去表现世界，描摹军旅人生，不断用男性形象来作为自己的言说载体，这一现象是很有解读的必要的。

一、男性与英雄叙事

军旅电影与英雄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军旅生涯被视为普通人成为英雄的途径之一。英雄情结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心里，人有着超越个体肉身的有限性，以荣誉挑战生命限度的欲望。但对于观众而言，每个人都成为英雄是不现实的，人们只能选择通过观看电影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英雄情结，将自己对英雄的崇拜或向往寄托在电影中的英雄人物身上。

尽管美国从未彻底脱离过战争，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夏威夷珍珠港遭到日军空袭以来，美国领土始终没有爆发战争。在较为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人们普遍感到日常生活的平淡、庸常和重复，这也促使人们为自己建立一个想象世界。在想象世界中，观众以一种安全的方式，享受刺激和挑战，目睹英雄的出现和陨落。

而在军旅电影的这种英雄叙事中，英雄几乎每次都以男性的面目出现。例如在《拆弹部队》(

The

Hurt

Locker

，2008)中，男性从事极端危险的拆弹任务，一次又一次地徘徊在生死边缘，救人无数，并且在拆弹之外，主人公威廉姆斯更是私离军营单枪匹马入城调查被做成人体炸弹的小贝克汉姆的死因，在回国后，又放弃安全的生活环境，自愿返回满是枪林弹雨的伊拉克前线。男性直面战争的痛楚，其一举一动都带有毁灭性的力量，在战争中表现出勇敢、善良和博爱。与之类似的还有表现美国空军的《壮志凌云》(1986)，表现美国海军的《猎杀U-571》(2000)等，男主人公无不英俊无畏，表现出色，是典型的英雄形象。而在《拯救大兵瑞恩》(

Saving

Private

Ryan

，1998)中，英雄叙事分三个层面完成，英雄的范围不断缩小，但始终为男性。第一层是在诺曼底战役中，在奥马哈滩头千帆竞进、万炮齐鸣的恢宏场景里，无数人前赴后继加入战争，最终成为肃穆的美军公墓中的一名烈士。第二层则是米勒上尉率领的八人小队，小队为了瑞恩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寻找活动，尽管他们也曾有过“为什么要让我们八个人去救一个人呢”的看法，但还是坚定地服从命令，视死如归，如霍瓦斯中士死前还不忘幽默地说：“我刚把肚子里的气儿放了。”米勒中尉牺牲时也表情安详。而第三层则是瑞恩，虽然瑞恩是被男性战友拯救的对象，但是瑞恩本人也是英雄。当小队找到瑞恩时，瑞恩拒绝返回后方，而是坚持继续履行职责，于是小队和瑞恩并肩战斗。可以说，这些男性形象代表了正义的力量、伟大的情怀，是电影价值观传播的重要载体。正因为男性在英雄叙事中的稳固地位，女性往往成为烘托男性智慧、力量等英雄气概的角色，不断以被动的形象出现。例如在《将军的女儿》(

The

General

s

Daughter

，1999)中，坎贝尔将军的女儿，曾经就读于西点军校侦察班的伊丽莎白先是被十几个人轮奸，而坎贝尔将军为了自己的前途选择息事宁人，让伊丽莎白将这件事忘掉，伊丽莎白感到悲愤不已。不久，伊丽莎白在军事基地内被残忍地杀害，军方派人前来调查命案，由此揭穿坎贝尔将军的真面目。伊丽莎白间接完成了对父亲的报复。可以说，女性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伊丽莎白先是寻求父亲保护未果，随后又因为一句“不需要任何人”刺激了肯特，让肯特杀死了自己，最终自己的死还是靠男性布伦纳、森希尔等的查案才水落石出。尽管军方男性的负面形象在电影中得到凸显，但是电影本质上依然遵循正义战胜邪恶，英雄完成使命的程式化叙事模式，充当英雄角色的是布伦纳而非伊丽莎白。

二、女性与符码化

在光芒四射的男性英雄衬托下，女性在美国军旅电影中被过度地符码化了。正如巴特勒所指出的：“在萨特式的能指—主体与所指—客体的框架里，不仅女人受到错误的再现，这样的错误意指也指出了这整个再现结构的不足。”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意指。女性形象缺乏自我主体的建构过程，是被男性话语赋予意义者。这在强调个性、人性的美国军旅电影中，是颇为令人遗憾的。

除了前述的处于极端弱势和险境的，拥有被救助者身份的女性以外，女性在美国军旅电影中的符码意义，主要还有以下几种：

第一，男性战斗英雄的贤妻良母。这一类女性基本上是男性英雄的陪衬者，是男性在逆境中心头温情的给予者，其在叙事中的意义往往在于表示对丈夫或男友的理解或误解。对于军事行动，她们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例如在《血战钢锯岭》(

Hacksaw

Ridge

，2016)中，戴斯蒙德·道斯的爱人就是一个愿意为丈夫全力奉献的女子，两个有着同样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见钟情后，感情发展得极为稳定，无论是道斯入伍，抑或是道斯拒绝使用武器，妻子始终支持道斯的选择。道斯妻子是美国军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