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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威严从何而来?

无规矩不成方圆，没制度举步维艰。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部门，都是如此。制度，通俗地说，就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按学术语言讲，制度是指在一个社会组织或团体中要求其成员共同遵守并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按照美国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的说法，是“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就一个社会来说，制度是多领域、多层次的复杂体系，既有反映社会属性的基本制度，又有包含不同功能、不同作用范围的具体的组织制度、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等。制度有好坏之分，有优劣之别，有现实与空想之异。制度好，坏人干不了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会变成坏人；制度适宜会事半功倍，制度不切实际就会大吃苦头。有了科学合理的制度，社会才能在一定的轨道上正常有序地运转，每个人的行为才能符合社会公认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恰当的调整和处理，整个社会也才能处于比较协调、稳定、安宁、和谐的状态。邓小平曾反复强调的“制度是决定因素”，其意义也在于此。

那么，制度的威严从何而来呢？

首先在于制度的权威性。制度要起到管全局、管长远、管根本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是否科学，而且取决于制度能否有效落实。要使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关键之一在于确立制度的权威性，进而增强人们遵守制度的自觉性。目前，规避和违反制度的事情屡有发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恐怕就是某些制度制定者自己在制度面前态度含糊、不敢较真，使制度成了弹簧，令已行却禁不止，消解了制度的权威性。这样的制度，即使印在纸上、挂在墙上，也不过是装潢门面的素材和摆设。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制度制定者首先管住自己，只有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既律人又律己，才能增强制度的权威性，使制度真正能够管全局、管长远、管根本。在一个既定的制度框架下，可以保证党和政府的制度权威以及在制度权威下的高度凝聚性。

其次在于制度的规范性。无论是对于社会组织或社会成员个体来说，制度都是一种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从而是整合全党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基础。规范是对沉淀和积累下来的进化优势的一种固化。它是一个系统，包含着一系列的规范、规则。但同时规范又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也必须随着时间变化能适时作出动态调整。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规范程序，倾听民意，不能为制度而制度，为规范而规范，不要为了应付一时之需而动不动就作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规定，要减少行政过程中的随意性，必须知道什么是规范，为什么要规范。只有这样，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并且可以准确地预见实践行为的后果。

第三在于制度的稳定性。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为顺应社会发展需要而进行的调整和变更缺乏制度的基础，就将会使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比其他任何组织要素都要稳定持久。制度需要解决的是那些带有长期性、根本性的问题，制度一但形成，就不能朝令夕改，必须保持其相对的稳定性。如果没有制度的存在，我们的工作就难免是随意性的、突击性的，我们会为各种各样的“应付”疲于奔命。同样，如果不能保持制度最基本的稳定性，我们就会因此失去明确的努力方向。

第四在于制度的强制性。制度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对人们的社会活动具有约束作用，具有强制性。但是这种约束与道德约束不同，道德对人的行动是一种内约束，通过主体的自觉自愿来实现;制度对人的行动是一种外约束，通过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准则等来实现。道德立足于“应该”，是一种软约束，有道德的主体会自觉遵守他们信奉的道德规范，不道德的主体不受道德规范的约束，而且在道德范围内也没有办法惩罚不道德行为；制度则是受国家权力保护的，具有强制性，是一种硬约束，不管主体是否愿意和自觉，都“必须”和“不得不”遵守和服从。主体的自觉是重要的，但是光靠主体的自觉又是远远不够的。现实生活中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制度规定，或者说虽有某些制度规定，但又不具有刚性。制度的强制性常常通过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来保证。

第五在于制度的公正性。制度是与社会的公平正义联系在一起的。制度的特点是公平和正义，制度的生命也在于公平和正义，制度的最大效用也在于保障公平和正义。制度本身蕴涵着某种伦理原则和价值诉求，其首要的价值便是公正。制度的公正性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底线要求。制度公正意味着通过一定的社会制度安排和利益调节机制，对人们的权利与义务合理确认，并进行公平的分配和调节。制度公正所展示的逻辑演绎必然包含着自由原则、机会平等、权利平等、公平原则、社会补偿等一系列具体原则。美国学者萨托利在其《民主新论》中说，每一代人都应有平等的起点，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