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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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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内容摘要：苏轼的豪放词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他的婉约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而最能代表他深刻思想和宽广胸襟及性格特征的则是他的旷达词。本文即从其旷达词来看其人生态度。

关键词：苏轼豪放旷达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可说是一个诗、词、文、书、画皆独步天下的文化巨匠。但他的一生，却宦海沉浮，屡遭贬谪，忧患频仍，坎坷多舛。他的人生态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乌台诗案”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苏轼秉持的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态度。不过之后哪怕一再贬谪，他还是尊主泽民，忘躯为之。而横遭贬谪的苏轼，能在人生逆旅、仕宦险境中，做到任天而动、随缘自适、超然物外，又缘于他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汲取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正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苏轼复杂思想的构成因素，除了“儒家的底子”，还有“庄子的哲学，陶渊明的诗理，佛家的解脱”。[1]

一.尊主泽民，忘躯为之。

苏轼出生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年少时即以东汉的“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为榜样激励自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仁宗嘉祐二年，二十岁的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双双高中进士。兄弟二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经历极大地激发了苏轼的功业理想，他觉得“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马上寄子由》），立志要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主动请求外任。在任职地方官期间，苏轼确实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政绩卓著。初任凤翔签判，他为舒民困，改革“衙前役”。任杭州通判，他访问民间疾苦，了解运河堵塞的情况。任密州太守，他率领民众，灭蝗减灾。任徐州太守，筑堤抗洪，“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宋史·苏轼列传》），最终取得抗洪的胜利。他还亲身视察监狱，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此时的苏东坡，正实现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宏愿。他的作品中也洋溢着对生命永恒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弘道济世的生命观，如“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谩去乡”（《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富贵一朝名不朽”（《石鼓》），“功名意不已”(《韩子华石淙庄》)。但是，有济世之才、正直不阿的苏轼却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乌台诗案”里苏轼死里逃生，被贬黄州。身处逆境的东坡，仍以执着的信念高唱生命之歌。他在《与李公择书》中吐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于造物。”在苏轼的政治信念和人生态度中，“尊主”与“泽民”是高度统一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身为京官，忠言谠论，尽“尊主”之责。苏轼在任

形成了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不为祸福得丧所牵绊，不为苦乐生死所烦扰，从容自若，圆融通达。遭贬的苏轼，善于在自然山水中寻求寄托，获得超越。他善于用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所以即使贬所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与章子厚书》），还是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的诗句；在惠州，也有“岭南万户皆春色”（《十月二日初到惠州》）“罗浮山下四时春”《食荔枝》）的佳句。他常常以与各色人等闲谈为乐，以至于“鸡犬识东坡”；他常常以“闲人”自居，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记承天寺夜游》），在山水的审美中，苏轼获得了超脱。“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据说苏轼的政敌得知他过着如此安适的生活，很不舒服，就又把他贬至儋州。在“流离僵仆”的贬谪生涯中，“佛老思想成为他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精神武器”。[2]所以无论贬到何处，苏轼都能安时处顺，安土忘怀，求田问舍，把贬所当作亲切温暖的故乡。“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谪居海南，作诗示子由》）饱尝人世苦难，终于在那垂暮之年从南方归来，他却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完全超脱了世俗的生死苦乐观念，这显然是受庄子的齐死生、齐得丧的相对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最能体现苏轼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的作品当数《前赤壁赋》和《定风波》。“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强烈地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性。在他看来，生命既然像霜露一样倏忽易逝，那我们又何必要受外在的羁绊拘蹇地过一生呢？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摆脱物累，自由逍遥，旷达超然才是生命的本真。“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