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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上流社会闺庭妇女婚姻理念概述

婚姻自古为中国人所重视，《礼记·婚义》说:“婚姻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正因婚姻是婚配双方生命中的一件大事——终身大事，也是关系到人类种系繁衍、人丁兴旺的关键问题，即婚姻上尊崇祖宗，下对后世又有重要影响。所以，历朝历代对婚姻的缔结都极为重视，人们对此从不简单从事，在同时，也就形成了各个朝代对婚姻的不同认识，即不同的婚姻理念。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在那个男权社会下，男尊女卑似乎早就定论，但这中间却奇葩绽放，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间的妇女社会地位如何，其婚姻理念如何，将是本文之欲探，笔者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流社会闺庭析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政治文化都呈多元现象的时期。这种多元化给社会生活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妇女婚姻理念的多样性与独特性是受其影响产生的结果之一。此时的女子在婚姻上有较大自主性，婚姻开放程度高，贞节观念淡薄，离婚改嫁之风盛行。其中出现在上流社会闺庭的妒悍之风又是其表现之一。妇人妒忌，是一种对于男子的抗争，可也就是很可怜的抗争了。妇女因为寄生在男子势力之下，不能对等的抗衡，便出之以嫉妒。嫉妒固然不是好事，有时正是无意识的表现，然而是值得同情的。

女教圣人班昭主张“女以弱为美”，“夫妇之好终身不离”。要求妇女对丈夫“专心”、“曲从”，但并非如儒家经典所言的“牝鸡无晨”，当社会生活为妇女提供展示自己个性的机遇时，妇女们也会起而与上述理论抗争，并以异乎寻常的行为蔚为一种社会风气。魏晋南北朝时期便给了许多妇女这种机遇。通过上流社会闺庭中盛行的妒悍与制夫便可见一斑。

在妒悍行为中，作为皇室和贵族官僚家庭的妇女，有时不免表现得凶狠、残暴，不惜以血腥手段对付她的“情敌”，但，这在实质上，也是一种对夫权制变态的愤懑与反抗，这在三国曹魏伊始就已露端倪。袁绍妇刘氏“甚妒，绍死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又毁其形。其少子尚，又尽灭死妾家焉”(卷35)。袁术妻冯氏甚得袁术宠爱，“诸妇害其宠”，“因共绞杀，悬之厕梁”(卷6《魏书·袁术传》注引《九州春秋》)。还有孙权夫人徐氏，就因有妒忌之举而遭废黜，另一夫人潘氏，更是“性险妒”，因害人太多，终于引起宫内诸妇怨怒。当孙权病重，潘氏因“侍疾疲劳，同以羸疾”，宫内诸女联合将潘氏“共缢杀之”(卷50《吴书·妃媛传》)。在贵势家庭中，此类事例也屡见不鲜，钟繇“贵妾孙氏，摄嫡专家，”当钟繇又娶张氏后，孙氏“心害其贤，数谗毁无所不至”。张氏有妊娠后，孙氏惟恐失宠，“愈更嫉妒，乃置药食中”(卷28《钟会传》引注)，欲除掉张氏。这种嫡妻把持门户和妾媵相互争宠之风，好像为财产权和继承权而起，其实也是妇女在夫权制的婚姻关系之下而作出的某种反应。由于家庭财产及其继承权主要由丈夫子嗣及子嗣的孕育者掌握，家庭内部的妻妾之间谁将多分一杯羹，只能靠尔虞我诈，除患固宠的办法来解决。于是妻妾之间一方面剑拔弩张，一方面也想尽办法在挟制丈夫和生儿育女方面下功夫。与此有关，妇女妒悍的个性便在明争暗斗中孳长形成。

延至西晋，上流闺庭的妒风更是盛行。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确立和发展，门第婚逐渐形成。门第婚又称身份内婚，是魏晋南北朝时在士族门阀中盛行的婚姻习俗。这个时期，士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为了世代垄断此种地位，保持贵族血统的纯粹，大族们在婚姻问题上十分讲究门当户对，在姻家的选择上均以地位和自己相当者为对象。所以，门阀士族阶层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处在庶族寒门所不敢攀望的地位，他们的骄横和腐败，在朝在野都影响至深。在朝“朝寡纯德之人”，在野“乡乏不贰之老”。当时的社会也氤氲着一片奢靡之气，“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卷5《孝愍帝纪》)。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晋武帝司马炎的后宫殆将万人，他本人“荒淫怠惰”，也使得满朝官僚竞相仿效，蓄妓纳妾之事司空见惯，如石崇就有姬妾百余人。当皇帝贵族，官僚在玩赏妇女时，站在他们群中的妇女也竞相效尤，“先时向婚，任情而动，皆故不耻淫泆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更有趣的是，她们的这种行为竟不遭谴责和阻拦，“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卷5)妇女这种不重名节和放荡行为的出现，不能不说是受上层社会风气的习染，习染之外也是一种心理和本能上要求与男子平等欲望的反映。

这尤其反映于有权势的妇女，她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无限制地追求物的享受和性的享受。这可以从变相置面首中窥见一斑。所谓面首，就是美男子。“面”指貌之美，“首”指发之美，不过，面首不是一般的美男子，而是变相的男妾。他受某一有权有势的女人支配，附属于她，任其玩弄。在西晋上流社会中，最为悍妒者莫过于贾充家的一妻一女。贾充妻郭槐妒性极为强烈，先后两次鞭杀乳母，只因贾充抚摸乳母怀中小儿而怀疑贾充与乳母有染。贾充之女贾南风秉承其母之性情，贵为太子妃后，将妒悍与政治权术结合起来，以“妒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