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纠纷的特点.docxVIP

一、农村土地纠纷的特点

一是群体性。所谓群体是一定数量的个体联合而成的共同体。群体的高级形式是集体，其成员是由对个人有意义的共同价值、共同活动目的和共同任务组合在一起。农村土地纠纷主要是集体单位之间、集体单位与全民单位之间、村民之间的群体行为。开始各方由少数当事人协商，当事人协商不成的时候，申诉方往往就有目的地组织人员上访，甚至集体越级上访。由于这类土地纠纷涉及到村民组，有的还涉及到几个村乃至几个乡镇，因此往往形成由小范围到大规模的集体上访。如1997年因宿鸭湖水库淹没区七八万亩土地的权属问题，汝南县老君庙、罗店等5个乡镇近20个村委几百名村民集体到地区上访，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二是冲突性。土地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及空间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土地权属争议各方必然寸土必争。由于土地权属争议的调解、裁定及诉讼程序较为复杂，往往旷日持久，而争议各方都急于达到目的，加之部分农民法制观念比较淡薄，所以很容易引发直接冲突，采取哄抢土地、强行耕种、强行收获、封门推墙、挖沟断路、打架斗殴、暴力械斗等过激行为。如1954年泌阳县郭集乡王山村委姜庄和石灰窑两个村民组，与相邻的南阳市社旗县下洼乡马蹄村委军里村民组，因176亩耕地和荒山问题而发生纠纷。在驻马店和南阳两地有关方面协调未果的情况下，军里村民组织一百多人强行犁地，姜庄出动30多人干预。两方村民手持木棍和土枪进行械斗，共打伤10多人，其中重伤6人。后经省土地管理局调解，问题才得到基本解决。

三是复杂性。建国以来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几经演变。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来源和演变过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建国初的土地改革时期，经过土改，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革为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第二个时期是五十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时期，经过初级社、高级社，由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变革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即公有制。第三个时期是五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的人民公社时期。在公社化的初期，由于受“共产风”、“平调风”的影响，农村土地权属界线被打乱。从1961年开始在农村贯彻落实《六十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集体的耕地、草地、山林、水面等固定到生产队，同时生产队范围内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也属生产队所有。农村土地权属固定之后，由于“左”的干扰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在农村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及兴办社队企业、公益事业、公共设施等，不少是“平调”生产队的土地，这些土地所有权的调整没有经过依法批准，也没有进行

合法变更，留下了大量的权属争议隐患。第四个时期是1984年撤社建乡后，特别是1987年实施《土地管理法》以来，原有的大量土地纠纷虽逐步得到解决，但新中国成立50年来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多次演变，造成的土地权属争议较多，而且问题都比较复杂。

四是长期性。农村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由于各种原因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解决。造成长期性的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三难：

其一，调查难。农村土地权属争议大部分是《土地管理法》实施前，特别是1982年国务院两个《条例》实施前历史遗留问题引起的。由于年代久远，时间跨度大，土地所有权演变复杂，土地权属混乱，这就造成调查难尤其是取证更难。一是1961年贯彻《六十条》固定土地所有权时，一般没有法定的书面形式，往往由经办人用手一指，就把这块地或那块地固定给某生产队了;土地面积大都是估计的，没有实地丈量，面积不准，边界不清。二是有的土地固定虽经登记造册，但由于管理体制变化大，基层干部调整频繁等原因，土地固定登记资料大都散失，查不到文字凭证，只能靠调查交粮纳税和经营管理状况认定案情。三是土地纠纷的知情人多数又是当事人，自身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很难客观公正地提供证据和证言。因此，农村土地纠纷的

调查取证，既费时又费力，往往一个案件拖延数月还查不清楚。

其二，处理难。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解决，有当事人协商、土地部门调解、人民政府处理、法院依法判决等四个环节。当事人寸土不让，很难协商成功;土地部门调解缺少法律制约手段，当事人没有诚意容易出尔反尔;政府处理则怕引起连锁反应而且很可能成为被告，陷入诉讼;法院判决又有一审、二审、告审等诸多程序。因此，多数土地权属争议案件都因有关程序多、处理难度大而久拖不决。

其三，执行难。对政府处理后生效和经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的案件，也很难执行。有的争议当事人拒不履行政府的处理决定，千方百计地设法阻碍案件判决的执行;法院强制执行又容易引发当事人双方的暴力冲突。一旦发生械斗伤亡，就会成为当地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不安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