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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好文，为严嵩鸣不平：《大学士严嵩新论》（作者：[美]苏均炜）

多年前跟一个专门搞初期中英关系的朋友，从事早期中西关系的研究，因此有机会涉猎过好些明代历史的材料。在那材料之中，除葡萄牙人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活动外，和葡人勾结的所谓倭寇却引起我莫大的兴趣。之后，在研究明嘉靖期间的倭寇这个专题上，史料把我的注意引到奸臣严嵩这个人物，我发现十分之九的史书，尤其是《明史》，于严某处理倭寇的政策，都把史实黑白颠倒，故意歪曲，叫学人捉摸不到真相。所以我在拙作《明嘉靖倭寇史略》里头，特别加以论列。同时我也替美国亚洲学会筹办的《明代名人传》，写了一篇严嵩的传记。但因限于篇幅和格式的关系，只能简略的对传统的看法提出疑问，打算从多方面来探讨一下“奸臣”严嵩这个人物。

（一）严嵩和世宗皇帝

世宗这个主子，不是一个好惹的人物。他是兴献王的独子，自幼骄生惯养，个性顽梗，极为父母所溺爱。他十三岁丧父，不到两年，还不到足年十四岁，便被选去继承大统。母亲蒋氏，也是一个个性顽强的人，一直到她一五三八年死去为止，对这个少年皇帝影响最大。世宗登位后头几年，他们母子俩竟能极力坚持自己的主张，去尊奉世宗生父为宗，掀起一场大礼议风波，即所谓大礼议者，弄得举朝鼎沸，得到三几个位低势微的官员的支持，这个少年君主竟不惜将王朝抗议的臣子打的打，罚的罚，一次可以将一百多个臣子打进牢狱去。光是为大礼议被杖而死就有十七人，一共受罚的就有二百二十几人。要不是母后蒋氏为他撑腰，一个顽强而不懂事的少年君主，想不会那样硬干下去的。后来他提拔拥护自己见解的臣子，很快便学会了怎样去维护和使用那专制的王权了。到得二十岁左右，他早就晓得怎样去玩弄臣下了。

因此，做大学士来赞助——还是说侍候吧——这位皇帝，可真不容易。皇帝高兴亲自处理事件时，大学士们都要依他的主意行事，他懒得办事的时候，把要务通通都堆到大学士们的肩上，却又要装出他凡事都留心的样子，有时会蓦然地横加干涉。他不要经常接见或者咨询一般的大臣，只依赖三几个大学士，尤其是做首辅的；之外，只有三几个权贵以及一两个为他专门撰作青词的臣子，有机会接近他。这些臣子中只有首辅大学士能为皇帝拟草旨令，因此在外边看来，首辅大学士该为旨令的后果负责。这位世宗皇帝的确有他精明的地方，他决不会让臣下窃弄王权的，纵使有些大学士想有所作为，他们也不可能得到授权去做。这一来，首辅的职位并不是一张教人坐得舒服的沙发椅子。因大礼议而窜红的大学士张孚敬（初名璁；1475—1539）曾这样对世宗说过：“……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这无异等于说，做大学士的要替皇帝的一切措施，担负责任，这对做大学士的甚为不利啊！

后来将严嵩打倒的大学士徐阶（1503—1583），当他擢升为阁臣时，他的友人王维桢（1507—1556）恭贺他之后，说了这样的话：“夫宰相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明圣，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这里的三难，可以说是对上面所引张孚敬的话作进一步的解说。所谓第一难，可能暗指世宗那种自以为是而有时近乎苛察的做法。第二难呢，该是指世宗的急躁脾性，不容易应付得来，但事关君父，谁敢呻吟呢！

《肃皇外史》的作者范守已（1542—1611）有过这样的透露：“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宗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会当帝心，亦为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者。自古英明之主，亡不受成事，相臣街上裁声名而已。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倘若所言俱实、而并不是为徐阶推卸责任的话，更可以说明世宗这个君主是多难侍候的了。

《世宗实录》的编者也说：“……晚年留意玄理，筑斋官于西内居之。乃宸衷惕然，卷卷以不闻外事为忧，批决顾问，日无停咎[该作晷字]。故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我们要多注意“威柄不移”这四个字，才能了解到世宗和他的首辅大学士的关系。

（二）所谓“窃政二十年”

即便当了首辅，也不见得就是大权在握，不少人有这个误会。嘉靖期间，朝廷大事可有祭祀，军事和政事，而以军政最具影响。祭祀可以撇开不讲。在军事方面来说，我们在材料方面看不见严嵩究有多大委任边疆大吏的权力，尤其在他入阁后的上半期。世宗挑选为他侍奉上玄的还有勋臣朱希忠、都督陆炳。尤其陆炳（1510—1560），在朝廷很有势力，自从嘉靖十八年（1539）他在行宫的大火里将世宗救出，他就得到世宗的爱幸。因为陆是武试出身的，而且又武健沉鸷，于军事和选将方面，世宗自然会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