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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战国楚地漆器艺术

一种文化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必然有其源远流长的过程，楚国漆器的制作生产源远流长，它不仅使得楚文化大放异彩，且对秦汉漆器艺术的高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战国时期的楚艺术，在视觉样式上为我们创造了极为出色的游目骋怀的审美对象。漆器艺术是楚艺术中引人瞩目的瑰宝。楚地文物的陆续出土，令那些埋藏于地下两千多年的漆器艺术品时至今日依旧散发出令人神魂颠倒的独特艺术气息。

迄今出土的战国漆器绝大部分出自南方的楚墓，反映了楚国的漆器制造业在战国时期兴旺发达的盛况。出土的漆器器物样式繁多样，其造型与花纹图案等方面渐渐摆脱了木工和青铜工艺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为具有鲜明自身特点的独立工艺。战国中后期楚国漆器的制作工艺更加完善，使用程度也已经相当普遍。

战国楚地的漆器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便是以实用为主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器，如饮食用器耳杯、盒、厄、樽、俎、盘、豆、勺等；居室用器（相当于今之家具）如床、几、案、架、禁等。我们从中看到的更多是因当时生活实用所需而设计，这些器物的造型因此也具有典型的南方艺术趣味。

第二类是强调观赏性的各种漆工艺品，如木雕座屏，在这一类中也包括一些造型别致彩绘精美的乐舞器具，如虎座凤架鼓、鹿座鼓以及彩绘漆盾等。它们的造型往往表现出我们只有在现代艺术中才可常见到的抽象构成意识，十分讲究艺术趣味，同样体现了南方楚人喜新好奇的性格。

第三类则是具有神秘意味和浓厚巫术神话色彩的丧葬用器如虎座立凤、“镇墓兽”、木雕辟邪、漆棺等中国古代没有为艺术的艺术，艺术与神话、政治、宗教有着不解之缘。楚人将对天地万物的敬畏，神灵祖先的膜拜以及萦绕心头的祈求，用图画象形的方式呈现出来，才使得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充满神秘巫术情节的丧葬用品。

无论这些出土漆器的用途分类是否迥异，但无疑都能从中发现南楚民族具有独特情操不同于北方艺术的空灵，灵巧的艺术审美感觉。

战国楚地漆器艺术的造型又分为三类，其一强调观赏性的各类楚漆器工艺品，以及那些具有神秘意味和浓厚巫术神话色彩的丧葬用漆器制品，在造型手法上他们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将现实的世界打散，将具体的对象分解之后重新构成新的艺术形象和审美空间。这种手法所造成的形象、空间和氛围，规模气度往往出人意表，不同凡响。许多楚漆器工艺品因此而具有小中见大的特质，他们的精神气度通常不是以体量的巨大来获得的，像古埃及美术中矗立在无垠瀚海里的那些金字塔、法老王像，以其超长巨大的体积来震慑渺小个体的心灵那样。那些楚文化中的漆器艺术品所呈现的艺术形象，多是“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的无形大象，或可说是老子“大象无形”说的视觉方式体现。

它基本上又可归纳为两个类型。一类即整体造型通常具象明确，形态真切，抽象、夸张、变形的手法则被用来制作局部。另一类超越模拟的视觉形象构成方法刚好与上一类型相反，是整体上呈抽象形式，或具有浓厚的抽象意味，而局部则参照具体对象的视觉表象加工制作。

其二是以整体造型具象明确，形态真切，抽象夸张、变形的方法用来制作局部的这类漆器，如河南信阳长台观楚墓出土“镇墓兽”与上述雨台山、天星观所处“镇墓兽”迥异，它的形象虽诡异，但它那生着一对大圆眼睛的头颅，长满利齿的大嘴，捶胸的长舌，乃至后肢跪坐，前肢双双执蛇含于口中的姿态，很明显是对一些兽类动物的模拟，只不过在局部的造型上使用了抽象、夸张、变形的手法而已。

其三是兼具具象和抽象造型手法的造型以楚国的典型器物虎座凤架鼓为列，它是楚国乐器中很重要的一种，一般供上层社会祭祀、宴享所用。战国楚人使用的这类悬鼓造型优美别致，以对称的格局布置双凤、双虎作为鼓架，悬鼓挂于两凤鸟之间，处于全器偏上中心位置，有如满月，鸟架置于相背伏卧的两只虎座之上。凤鸟与伏虎的形象基本写实，全器又极富抽象形式意味。凤鸟引吭高歌，体态呈流畅的“S”形曲线，欲动于静，虎座静若处子，有安详之神情。

战国楚地漆器中还有不少以现实生活场景与人物活动以及各种奇特怪诞的神话人物与动物形象的生动描绘来作为装饰的。漆器装饰画可分两大部分，一部分绘制在丧葬用具如漆棺上，另一部分则绘制在各种使用器物之上。

漆棺画上的绘画内容诡秘，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是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丰富的南方神话传统的视觉方式体现。整体形式上富于装饰性，各种神异图像及龙、凤、怪兽造型被描绘在漆棺上，代表作品有曾侯乙墓内棺漆画，画在侧板窗格两旁方框中的神怪图像，形貌极其怪异。有的人面鸟身，头生尖角巨耳，两腿间有羽毛拖地；有的兽首人身，两腮生长须，赤膊而立。《曾侯乙内棺漆画》采用勾线与平涂技法绘制，色彩以朱、黑二色为主，图案兼用黄色和灰色。布局与造型均注重序列感与对称性，构图疏密有致，用笔婉转流畅，将丰富的神话内容寓于富丽堂皇，气魄严正宏大的装饰性中。

绘制在各种使用器物上的小型漆画更加丰富多彩，活泼自然，与漆棺画上的绘画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