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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国楚地漆器纹样的秩序美感

一、战国楚地漆器概述

(一)战国楚地漆器发展的时间性和地域性

大约在七千年前，我国祖先发现了漆树的可利用性。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朱漆髹涂木碗(图1)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漆器。《韩非子》中也提及虞舜做食器“流漆墨于其上，禹做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1]可见在舜禹时代，赤、黑二色已经被用于漆器上。漆器发展的首个高峰时期是战国时代。作为实用品，漆器有很多优于铜器的特点，如轻质、便捷、隔热、耐蚀和抗腐等。作为观赏品，漆器上的漆彩和油彩，五光十色，花纹绚丽，更非铜器所能及。[2](P5)再加上战国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大变革时代，统一的话语被打破，固有的思想被解放，铜器作为象征统治者身份的时代已经逝去，因此漆器在此时得以大放异彩。

其中楚国为漆器的主要产地。楚国在战国时代国土面积最大，以湖南和湖北为中心，还包括安徽、河南、四川等地，地处长江中游，气候较温润，降雨量很大，地理环境十分适合漆木的生长。战国时代出土的漆器大部分都来自楚墓，其中出土量最大的两个地方是楚国国都郢都所在地江陵和湖南长沙。而楚文化在地缘上与中原文化有明显的隔离，它在不断迁徙和辗转中发展于南方相对独立的山林中，因此他们有着独特的、与其他文化不同的奇幻想像力。后来他们又同中原文化以及周围其他民族的文化融会，由此产生的独特风貌流传至今。

(二)战国楚地漆器秩序的创造——制作工艺及造型

“装饰艺术有意不把自然当作美的典范……它不仅让心灵能接受真正具有想象力的作品，而且发展了人们的形式感。”奥斯卡·王尔德关于形式感的这一论述与贡布里希对于秩序感的解读不谋而合。“人对秩序的偏爱和需求使工匠们借助各种手段来创作工艺品，从而表现秩序。尽管那些在制作过程中‘出人意料’的变化难以被完全解释，但按照步骤井然有序地创造已经成为了工匠的习惯，而且他们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3](P65)

工艺规范就是由此形成的，它有很强的规律性，它规定并限制着装饰形式和装饰造型，使其具有相应的秩序表现。影响工艺规范的因素有材料的制约，技术条件、技术水平的制约和来自社会生活方式以及道德方面的制约。就战国楚地漆器而言，加工木、竹类的材质必然要使用刨、锯、凿等工具进行挖、锯、凿、钉等工艺制作，其表现形式自然不能与青铜器所使用的范铸、焊接、铸合等工艺相同。这就是为什么漆器的基本纹样虽然继承自青铜器，但其装饰方法和装饰结构却与青铜器大不相同的原因。在战国早期，漆器的胎质很厚，这是因为当时制器的材料仅限于木胎和竹胎，制作也以挖制为主要方式，辅以雕刻、斫制。而到了战国中期，材料与工艺发展到了7种以上，增加了用牛皮成型施漆皮胎，以及铜胎、陶胎、骨胎等，木胎的工艺也增加了卷胎(木片卷成器形再结漆)、夹纻胎(先用泥塑成型后糊麻布，再施多层漆固定，最后去掉泥塑胎)。用色上多以黑色为底，绘以红饰，同时也有很少的蓝、褐、黄、绿、灰、白等颜色。还有雕绘、针刻、金银扣等技法运用其中，使楚漆器器形优雅、造型生动，赋有韵律和美感。

在器皿造型上可以分为四大类，有模仿动物造型的虎座飞鸟、蟾蜍状异兽、梅花鹿、鸳鸯盒、镇墓兽、凤鸟等器形；有模仿青铜陶器造型的豆、禁、俎、漆案、几、卮、盒、钫、鼎、簋、敦、鬲、樽、匜、勺、斗、簠和方壶等；还有据生活需要而制作的器皿如食器、酒器、衣箱带足、乐器、车马器和兵器；以及殓葬用具如棺、椁、灵床和俑等。

二、战国楚地漆器纹样的艺术特征

(一)装饰纹样的类型

战国楚地漆器的纹样，上承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基本纹饰，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又于自然中捕捉元素，加之无限瑰丽想象，根据各类器型特点和用途，创造出了各种装饰纹样和风格，体现出了楚人“天人合一”的观念，表达出了他们对自然万物的无比热爱和崇敬。根据出土漆器的装饰纹样特点，大体可以将纹样分为五类：几何、自然景物、动物、植物、社会生活纹样。

1.几何纹样。以单纯的点、线、面元素构成的几何纹样在战国楚漆器中出现的数量极大，且搭配组合方式多样。主要纹样有圆点纹、圆圈纹、网格纹、菱形纹、矩纹、方块纹、三角纹、“十”字形纹等。有的几何纹样与其他纹样组合，互相衬托、增强美感，有的则独立作为主要纹样出现。例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龙凤纹漆盖豆(图2)，方耳上浮雕着龙形纹饰且互相蟠错、若隐若现，盖上彩绘的是变形鸟纹，盘内用红、金彩绘花纹。而菱形纹将这些动物植物彩绘图案分割成组，使其画面极富变化，又在柄上绘三角纹，座上绘弧形纹，这样互相结合，使动物纹样更加生动美观。又如荆门包山2号墓的一件漆盖豆(图3)，通体黑漆白纹，内部绘圆圈纹，外壁绘S形纹，中部有两条带纹，底座绘卷云纹，以及一件方形彩漆竹笥(图4)，盖身用红黑二色漆篾片编织成连续的“十”字形纹等，都是通体绘几何纹样的典型。

2.自然景物纹样。此纹样于自然界的各种视觉现象中取材，例如卷云纹、云雷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