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几类宋代漆器髹饰的特色.docVIP

略谈几类宋代漆器髹饰的特色

长久以来，宋代文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登峰造极的典型代表，受到了诸多文史方面的专家学者所关注。有关宋代艺术的研究亦随着相关文化研究的发展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宋代艺术的研究方面，近百年来此起彼伏，成果斐然。作为宋代工艺美术品类之一的宋代漆器，其相关研究在20世纪的宋代艺术研究热潮里紧跟宋代书画、陶瓷等“显学”而渐露头角。与宋代漆器有关的首波研究热潮兴盛于20世纪中叶，其时尤以英国东方陶瓷学会（OrientalCeramicSociety）在1960年举办的“宋代艺术展览”（TheArtsoftheSungDynasty）为著。[1](P51)涵盖漆器等工艺美术在内，该展览将各种艺术形式共冶一炉，向世人呈现了宋代艺术的整体风貌。及后，该展览更激发了与宋代漆器收藏联系紧密的日本研究界在此领域的推进，加之我国20世纪后期又陆续发掘出土大量宋代漆器，从而促使宋代漆器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时至今日，与此相关的各种研究愈渐丰富，为深入了解宋代各类漆器髹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一、雕漆

明代钱塘（今杭州）人高濂在其《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论剔红、倭漆、雕刻、镶嵌器皿”中谈道：“宋人雕红漆器，如宫中用盒，多以金银为胎，以朱漆厚堆至数十层，始刻人物、楼台、花草等像，刀法之工，雕镂之巧，俨若画图。有锡胎者，有蜡地者，红花黄地，二色炫观。有用五色漆胎刻法，深浅随妆露色，如红花绿叶，黄心黑石之类，夺目可观，传世甚少。又等以朱为地刻锦，以黑为面刻花，锦地压花，红黑可爱。然多盒制，而盘匣次之。盒有蒸饼式、河西式、蔗段式、三撞式、两撞式、梅花式、鹅子式，大则盈尺，小则寸许，两面俱花。盘有圆者、方者、腰样者，有四入角者，有绦环样者，有四角牡丹瓣者。匣有长方、四方、二撞、三撞四式。”[2](P554-558)雕漆作为中古以来最具特色的中国漆工艺创造之一，从其诞生伊始便受到人们的珍重。据现有研究可知，雕漆大约酝酿形成于汉唐之间。考古学家斯坦因（LorenzvonStein，1815-1890年）曾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楼兰古迹中发现髹有漆层并雕刻着图案的皮质铠甲碎片。日本学者西冈康弘从其雕刻技术和表现风格出发，认为其已具有了后来流行于宋代的雕漆器的特征。与高濂的记录相对照可知，宋代的雕漆已经十分发达，不但款式多样、造型丰富，而且设计精美又特色鲜明。

高濂说“宋人雕红漆器，如宫中用盒，多以金银为胎”，然而至今还未发现相应文物佐证。但其他相关记录却颇多，如元人孔齐在其《至正直记》中说“宋坚好剔红、堆红等小柈香金着瓶，或有以金柈底而后加漆者”，明人曹昭在其《格古要论》中也提到“宋朝内府中物，多是金银作素者”，而唯一传世的古代漆艺经典——明人黄成的《髹饰录》，亦谓“宋内府中器有金胎、银胎者”。现今所见最为接近的物证是1977年出土于江苏沙洲的银里剔犀碗（图1），但严格来说也只是“银嵌里”，而并非真正的“银胎”。

尽管尚未发现宋代金银胎雕漆器，但从其他遗留至今的宋代雕漆文物中亦可证明高氏所说“始刻人物、楼台、花草等像，刀法之工，雕镂之巧，俨若画图”的状况。刻画人物、楼台题材的宋代剔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有现藏于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的“后赤壁赋剔红盘”（图2），而剔红花草题材的代表之作则有来自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凤凰花纹剔红箱”（图3）。前者以北宋大文豪苏轼的《后赤壁赋》诗情为装饰主题，在圆形的漆盘底面上剔刻出山石、树木、楼阁、人物，组成一幅布局紧密、形象生动的风景图像；后者则在长方形箱体的四周雕刻着四季花朵装饰，箱盖面上左右各雕刻着一对凤凰图案。盖内刻有“洪福桥吕铺造”铭文，由此可知这件雕漆箱子出自于南宋时代的杭州，“洪福桥”乃是其时临安城中的一座桥，其位置约略在今杭州市上城区浣纱路与邮电路交汇处。除此两件代表作外，还有不少宋代剔红珍品流传于日本的公私收藏之中，如九州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妇女剔红长方盘”、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剔红凤凰花纹重盒”、圆觉寺所藏“剔红孔雀牡丹纹盒”及“剔红椿梅竹纹盘”、镰仓国宝馆所藏“剔红双龙牡丹纹长方盘”等。而流传下来的这类装饰主题的剔黑作品亦不少，著名者如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剔黑楼阁人物纹盘”（图4）、九州国立博物馆所藏“剔黑莲花纹长方盘”、圆觉寺所藏“剔红醉翁亭纹盘”（图5）、政秀寺所藏“剔黑赤壁赋纹盘”（图6）、高台寺所藏“剔黑凤凰纹盒”（图7）、林原美术馆所藏“剔红龙纹盒”、德川美术馆所藏“剔黑凤凰花纹长方盘”等。

明代名工黄成在《髹饰录》之“雕镂”中谓：“剔红，即雕红漆也。髹层之厚薄，朱色之明暗，雕镂之精粗，亦甚有巧拙。唐制多如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复有陷地黄锦者。宋元之制，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精致。又有无锦纹者，其有象旁刀迹见黑线者，极精巧。又有黄锦者、黄地者，次之。又矾胎者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