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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升初问题

造成“小升初”乱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导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差距太大,从而造成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表面上是升学制度问题，背后是公平的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等的缺失，是我们的政策导向存在问题。所以，背后的问题不解决，“小升初”问题不仅不会得到根本解决,还有可能愈演愈烈。

“小升初”和畸形择校问题的解决,首先要看政府的决心与意志，要以公立学校为基础和表率，不能将均衡、公平的责任推给社会与民众在许多国家，政府都是保底线、保公平,将涉及竞争和有特殊需求的教育交给社会、市场和商业来解决。我认为这样的分工与定位比较合理，公立学校应该在政府投入到位的基础上推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免试就近入学的政策被大规模突破，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市场化”改革中，开放了以钱择校（改制学校收费、重点学校收赞助费），以权择校（共建生）的渠道，使之合法化成为正式政策。同时，恢复了以前被取消的保送生政策（推优入学），设置了特长生入学渠道，从而形成以钱择校、以权择校、以优择校的方式,使得电脑派位、就近入学被边缘化，免试入学的原则也大致被颠覆。目前北京市“小升初”就近入学的比例不足50%，许多重点初中不接受电脑派位的学生。

围绕择校，名校、主管部门和培训机构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利益集团，分享巨额经济利益。取消择校是动了它们的“奶酪”，阻力巨大。但是，改革本就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应当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

教育问题难以解决，必定与体制和管理相关。教育质量关键在于一个学校的教师群体素质。许多国家都通过教师流动解决学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我国一些地区，成功的关键是解决了区域内教师工资标准的统一问题。而在不少地方，城乡学校、重点与薄弱学校之间教师收入的差距会达到1—2倍，薄弱地区与薄弱学校教师的其他待遇和发展机会也远逊于城市学校与重点学校，在实际收入、学习进修、住房和生活条件等方面，均未能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致使教师流动不起来，薄弱校的发展难有实效。

在不少中小学的支出总额中，政府常规投入不足50%,其他都要靠社会集资,致使一些学校越来越不像公立学校，更像是公办民助的私立学校

教育不公阻碍“穷二代”向上流动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可在当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出现了很多人弃考的现象

教育是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所以，教育公平是带有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均等，农村和城市，市区和郊区，东部和西部，教育资源差别很大，处于西部的或者农村的孩子很难受到好的教育，在城市里的边缘，也受不到很好的教育。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减少，来自城市的生源增加。从综合情况看，高等阶层的子女比低等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弱势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条件要恶劣得多。

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低阶层的下一代很难向上流动，使社会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续和发展。“穷二代”就是这样形成的。

贫穷家庭的孩子，在高考不公平的情况下，即使考上好大学，毕业后也很难进入高阶层。工农子弟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最近两年出现了“蚁族”一词，所谓“蚁族”，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的特点与蚂蚁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穷人孩子，上学费用有的用尽了家庭的积累，甚至欠了债，大学毕业后他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现在很多人弃考，不参加高考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快有制度改变的原因，即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政治身份的废除，私有经济的恢复，个人自由度的扩大，创造了大量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就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因素而言，80年代，后致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大，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小。到90年代中期以后，后致性因素下降，而先赋性因素扩大，即世袭问题开始变得严重了。为什么先赋性因素加强了？经济市场化了，行政权力不仅保持着计划经济的状态，还有强化的趋势。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不匹配。再加上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有很多可以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漏洞。权力进入了市场，控制了市场，就形成了阶层世袭的利益机制。

我们不能等待漫长的城市化来化解面临的矛盾，必须从制度上、政策上采取措施，迅速消除“二元城市”（一元是原有城市居民，另一元是进城务工农民）里极不平等的状况，给农民工以社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