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儿童歌舞剧的创生发展与历史意义.docx

早期儿童歌舞剧的创生发展与历史意义

内容提要：以黎锦晖《麻雀与小孩》为起点的早期儿童歌舞剧，是在“美育”“国语运动”的推动下、借鉴西方戏剧样式而创生的，反映出时代对“儿童”的发现和关怀。该剧表明儿童歌舞剧在“儿童歌舞剧—歌剧”的整体语境中得到发展，既有儿童歌舞剧探索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歌剧探索的支撑和影响，又有歌剧创演经验对儿童歌舞剧的“反哺”，展现出儿童歌舞剧与歌剧的互动和转化。早期儿童歌舞剧作为中国歌剧雏形，开启了中国“儿童歌舞剧—歌剧”的国语白话模式，显露出“以音乐承载戏剧”的“歌剧思维”，构建了中国歌剧的戏剧结构空间，搭建了中国歌剧作为综合艺术的基本构架，在中国歌剧百年历史发展中具有先导地位和铺垫作用。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种旨在表现儿童、启蒙儿童的音乐戏剧样式—儿童歌舞剧。儿童歌舞剧将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吸取借鉴早期“文明戏”（话剧）的创演经验，取材同时代的儿童生活，以通俗的音乐和简明的舞蹈为主要戏剧手段，用白话体和童话式的台词和歌词，讲述少年儿童喜欢的故事，承载浅显的寓意，最终形成一种以“话剧加唱”为基本戏剧表达方式且载歌载舞的综合艺术形式。儿童歌舞剧由致力于普及音乐教育和推广国语的作曲家黎锦晖首创，1920年至1927年，其创作了《麻雀和小孩》（1921年正式首演）等12部经典剧目，并带动了早期（20世纪上半叶）儿童歌舞剧的发展，成为中国“儿童歌舞剧—歌剧”的开拓者。中国的儿童歌舞剧作为一种独特的舞台演剧样式，其创生有着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其发展在20世纪留下了不平凡的历史轨迹，尤其是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所呈现出的“唱歌→表情唱歌→儿童歌舞剧→歌剧”的演进，以及最终的“歌剧”（opera）雏形①，为人们带来了关于中国歌剧“发生学”的文化想象和史学演绎。20世纪上半叶，儿童歌舞剧作为中国歌剧的初始形态，不仅有助于当时的国语推广、美育推行及中小学基础音乐教育的开展，而且对中国歌剧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一、儿童歌舞剧创生的历史与文化语境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物，20世纪上半叶的儿童歌舞剧较之同时期其他音乐体裁样式，无论是表现形式、思想内涵，还是受众类型和传播范围，都有其特殊性。作为一种独特的戏剧样式，它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创生的，其中既以近代中国新兴“儿童观”为思想基础，又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正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以黎锦晖、“春蜂乐会”作曲家，以及叶圣陶、赵景深、朱震西等音乐教育家为主力军的儿童歌舞剧创作群体应时而生。这一创作群体以较强的积极性和默契度，热情地投入到当时并不被看好的儿童歌舞剧创作中，完成了一批数量可观、质量优良、影响力大的剧目。除开拓者黎锦晖的12部儿童歌舞剧外，还有“春蜂乐会”作曲家单独或联合创作的22部儿童歌舞剧，以及叶圣陶、何明斋、赵景深等音乐教育家创作的近50部儿童歌舞剧，笔者推断，或许还有一批儿童歌舞剧（或其脚本）有待学界的挖掘与发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物质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音乐教育家、作曲家、文学家和戏剧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展开儿童歌舞剧的创作，并将其用于儿童音乐教育和学校戏剧表演实践。

（一）“孩子”的发现

在“父为子纲”的传统中国，儿童一直未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因此也未能出现真正将艺术视角指向“孩子”的儿童戏剧。中国古代不乏载歌载舞的儿童表演，如《论语·先进篇》记载：“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②描绘了两千多年前儿童春日郊游时的歌舞场景，且展露出儒家对儿童的“仁爱”。宋元以降的戏剧中也不乏适合儿童演出的戏剧类型（如傀儡戏、皮影戏、肩担戏等）、描写儿童的戏剧情节、可供儿童扮演的角色类型，以及适合儿童观看的剧目。但更应看到，这些与“孩子”相关的戏剧形式，其目的主要不在启发儿童心智，而在于使其形成以“父为子纲”为前提的伦理观，因此始终未能展露出表现儿童、启蒙儿童的旨意。③这也表明，在中国古代，儿童与妇女一样，并未得到“解放”。

但随着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孩子”逐渐得到重新发现。早在戊戌新文化运动中，谭嗣同的《仁学》就对“父为子纲”等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反思和批评，这为“孩子”的重新发现作出了思想铺垫。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新文学率先发现了“孩子”，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与当时关于个体“人”的认识及对“人”独立人格的尊重需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西方现代哲学、现代教育学，尤其是杜威“儿童中心论”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一批作家作出了积极响应，有力批判了“父为子纲”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庸俗的“子孙”观，将视角指向“孩子”，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本位论”。这种“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