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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贴身婢女群体存在基础及生存模式探微

明代贴身婢女群体主要集聚在拥有经济实力的大家庭中，是婢女群体内部分工的结果。除了能够彰显主人社会身份、地位和家庭财富外，贴身婢女大量存在也与这些富有家庭纵情声色和企图规避婚姻风险有着紧密联系。贴身婢女随着年龄的增加最终走向分流，多数还是以婚姻形式改变人生轨迹。整体上看，尽管明代贴身婢女在需求动因、选取标准及与主人的关系等因素影响下而呈现出某些不符合其身份的特殊性生存模式，但这并不能改变其卑贱的社会地位。

贴身婢女；生存模式；明代；妇女

贴身婢女指在家庭中专属于某位主人、主母或公子、小姐，并随时陪伴于左右的婢女。由于这些婢女不离主人左右，服侍主人饮食起居，故人们常常形象地将此类婢女称为贴身婢女。明代社会上贴身婢女称呼已经非常普遍。关于明代这一群体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戏曲、小说中的丫鬟层面，尚无对这一群体的综合性分析。鉴于此，本文尝试对贴身婢女进行深层次研究，希望能够凸显这一群体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特征。

一、明代贴身婢女存在条件及动因

贴身婢女在蓄婢之家专属于某一特定主人。它的出现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大家庭；另一个是家庭必须具有财力作支撑。一般在小家庭中，婢女的角色和职责具有综合性特征。而大家庭中，婢女群体内部会出现分工。宋人洪巽《旸谷漫录》中就谈道：“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择。其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集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项。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之家，必不可用。”[1]从“名目不一”的婢女培养中能够看到，士大夫家庭对婢女有不同使用的需求。但最为下色的厨娘“非极富贵之家，必不可用”，则反映出能够蓄买专门婢女的家庭必然是财力殷实的大家庭。由此推知，“身边人”或“堂前人”类的贴身婢女也主要跻身在上流社会的家庭中。

贴身婢女主要陪侍主人，不从事生产活动，故严格意义上说，她们属于纯粹的消费者。同时，“八百买奴千买婢”[2]，蓄婢也是需要成本的。若从经济学投入与产出的角度分析，购买这类婢女不划算。因为蓄婢本身属于奢侈的事情，不仅购买婢女需要成本，那些不从事生产的婢女供养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中等家庭是否蓄婢也被用来作为区分人们奢俭品行的标准。如明代蔡献臣在《清白堂稿》中赞美林伯的母亲“早作夜息，树种畜养，家计渐昌，而伯母终身劳瘁，未尝轻收一婢，轻费一钱，是其俭也”[3]。尽管如此，在明代市民社会中，贴身婢女还是非常普遍的，这背后还存在其他深层的社会动因。

首先，使奴唤婢是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明代社会禁止庶民之家蓄养奴婢，但对功臣及品官之家却例外，这使蓄婢成为官宦之家的特权。不过，对功臣及品官之家使用奴婢数量，也有严格规定：公侯家奴婢数不过二十人，一品官员不过十二人，二品官员不过十人，三品官员不过八人。[4]不同蓄奴婢数量规定的背后是官宦之间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法律规定在社会实际运行中往往难以真正奏效。张瀚在《松窗梦语》中也称，当时“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5]。冲破蓄奴婢数量限制规定的恰恰是特权阶层本身。《明孝宗实录》就记载：“在京各驸马皇亲及天下王府并王亲仪宾之家，蓄养奴婢、家人之类，比之旧制，或多逾十倍。”[6]当然，下层社会也不乏突破限制的例子。明代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称那些非王公的巨室“苍头使女，拟于王公”[7]。就贴身婢女来说，她们不仅是主人、主母或小姐、公子生活中的侍女，而且还是映衬他们地位的装饰品。像小姐身边安排婢女，《悦容编·选侍》中说得非常清楚：“美人不可无婢，犹花不可无叶。秃枝孤芷，虽姚黄魏紫吾何以观之哉？佳婢数人，务须修洁。时令烹茶、浇花、焚香、披图、展卷、捧砚、磨墨等项。兼其命名，亦犹斋头品具，可无佳称乎。”[8]婢女相对小姐来说，就犹如花叶，甚至斋头品具，都是小姐身份地位的衬托品。

其次，蓄婢是主人拥有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社会，婢女属于主人的私有财产。汉唐时期的财产税中，婢女都是作为资产来计算的。新出土张家山汉简《户律》规定：“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这里的奴婢是作为马、牛、羊一样的财产登记在户籍中的。《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明文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同书卷十四《户婚律》规定：“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可见，在汉唐时期，奴婢被视同财物这一观念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发展到明代，私家蓄婢被法律所禁止，奴婢在法律上被视为财产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但是，财富之家广泛使用奴婢还是被社会所认可，甚至成为财富的标志。如《喻世明言》中谈道：“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