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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8至10世纪敦煌家庭中的主仆关系

主仆关系是古代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家庭关系。主，指主人，是封建社会时期被隶属者对隶属者的尊称，代指权力地位和财物的所有者；仆，指仆人，是被人雇佣差遣服务的人。主仆关系为雇佣与被雇佣，隶属者与被隶属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最早起源于人类拥有信仰和宗教后的神灵体系，至封建社会时期，君权神授的思想使宗教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主仆关系就成为完全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是建立在不平等的阶级对立面上而形成的社会体系。

唐五代宋初时期的敦煌家庭关系除之前我们探讨过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姊妹关系以及僧俗关系之外［1］，主仆关系也是其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为此，笔者对敦煌文献中反映家庭主仆关系的文书资料进行爬梳，大致归为以下四种：

一是关于奴婢放良的文书，如S.4374《从良书样文》、S.6537V《家童再宜放书》、S.6537V《放奴婢书样文》、S.5700《放家童青衣女书样文》、S.343V《放良书样文》（奴）、S.343V《放良书样文》（婢）、S.5706《放良书样文》（其中《家童再宜放书》与《放奴婢书样文》为同一编号S.6537V，而《放良书样文》（奴）与《放良书样文》（婢）亦为同一编号S.343背）；俄藏亲情放书一件，即ДХ.3002《丁巳年亲情放书》和ДХ.11038《家僮放书样文》等［2］。

二是分家样文、遗嘱和官府榜文等，如S.4374《分家契文范》、S.2199《唐咸通六年（865）尼灵惠唯书》、P.3410《崇恩析产遗嘱》、P.2697《后唐清泰二年（935）九月比丘僧绍宗为亡母转念设斋施舍放良回向疏》、大谷2836《长安三年（703）三月录事董文彻牒》等。

三是户籍、手实、名簿和法律文书等，如S.613《邓延天富等户残卷》，S.514《唐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日本京都有邻馆敦煌文书51《唐大中四年（850）十月沙州令狐进达申报户口牒》，S.3287V《子年（9世纪前期）五月左二将百姓氾履倩等户口状》，P.4634、S.3375、S.1880、P.4634《唐永徽二年（651）令卷第六东宫诸府职员》，大谷2835《长安三年（703）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北图河字17《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律疏——名例律疏残卷》，Дx.2163《唐大中六年（852）十一月百姓杜福胜申报户口田地状》，大谷5098、8099《唐律——贼盗律断片》，ДX.1391《唐律——名律例残卷》，P.3573P1《后梁贞明九年（923）索留住卖奴仆契》，S.3873《索淇重建报恩寺状》，P.3813V《唐（7世纪后期？）判集》等。

四是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等，如王梵志诗等。

这些文书都反映出中古时期敦煌家庭中除血缘关系之外普遍存在的主仆关系，与官属奴婢相对而言，这些奴仆属于私属奴婢。

一规范性伦理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8—10世纪敦煌文献中出现有“奴”“婢”“奴婢”“奴仆”“胡奴”“贱奴”“僧奴”“婢子”“婢女”“侍婢”“侍妾”“青衣”“家人”“家生”“家童（僮）”“家仆”“生口”“量口”“骨仑”“厮儿”“手力”“团头”“贱人”“恩子”“堂子”“家生婢子”“家生厮儿”等不同称谓［3］。从这些称谓中看出，古代敦煌家庭中的私属奴婢与主家之间的关系既受到“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传统礼法约束，又因彼此之间的朝夕相处，使双方维持着颇为密切的依赖关系，他们之间更显著地表现为一种家庭的内部关系。

（一）道德伦理的规范

敦煌愿文《僮仆德》记载：

奴在务克勤，在身恭谨；劳无愠色，苦无恨声。每兢供侍之心，长有顺遵之意。理应延灵（龄）益寿，保捧（奉）终身。但以三想递迁，四大衰朽；俄辞人代，奄谢幽魂。今者斋主仁慈内积，恩惠溥施；务僮人已尽终，念平生之驱策。既思苦效，宁不哀伤？睹踪迹而雨泪含悲，值南亩而噫嗟不绝。无门酬念，唯福是凭；故于此晨（辰），设斋追福。于是像敷宝座，经转金言；会僧圣凡，厨筵香馔。以斯设斋功德、建福胜因，总用庄严亡魂所生之路：惟愿嗔骂之恨，变成法味之欢；鞭挞之冤，还生捧莲之喜。永辞三界，承宝殿首会龙花；长绝四流，证无为初登妙果。所有宿因曩业，于八解涤而俱无；现障余缘，四风吹而荡尽。当当来代，还以（与）斋主作同炉善因；弥勒下生，为花开眷属。又持胜福次用庄严云云。其婢时候庄严亦共此同用。

同卷《婢德》中言：

惟乃柔和淑质，恭谨为怀；敬上有鞠躬之心，抚下无嫌愠之貌。兢兢在念，驱驰守勤恪之诚；战战晨昏，侍奉有忠赤之道。虽居苦役，三从之礼穷闲（娴）；沾在羁身，四德之能暗晓。理应松年不变，遐寿延龄。岂期白业已终，魂归黑路；无方再睹，资佑酬劳；谨于此晨（辰），设斋追福云云。［4］

这件文书提到奴和婢在服务主人时所要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既要自身性格柔顺，时时恭谨，又要对主人谦顺有礼，怀揣赤诚之心，内心充满顺意地尽忠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