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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奴婢制度源流考略

奴婢之制，非草创于清，而风靡于清，考诸史乘，可见其渊深流远。满奉主奴之别，汉重尊卑之辨，彼此合流，主奴尊卑所以生。清代奴婢源于战俘、罪囚、民人投充以及丁口买卖等四途，律比畜产，劳役繁苛，豁贱维艰，且即便还民，亦遗戾深重。

清代；奴婢；良贱

康德哲学体系所强调的“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在古代中国亦不过镜花水月而已。一若常惯，清律并未严密界分人身与财产，人身沦为财产法之标的者屡屡有之。建州女真的蓄奴传统，兼糅汉文化的尊卑之辨，联袂助推清代奴婢制度呈显愈演愈烈、有加无已之势。

一、渊源稽考

清代奴婢制度的风靡，既为建州女真蓄奴风习等因素的承继与流演，亦为中原王朝良贱之辨等积疾流弊的外显。

清兵入关前，即见建州女真蓄奴之滥觞。明宣德八年(1433)，朝鲜官方詈斥女真越边掳人，“尔等掳掠中国人口及我边民为奴婢使唤”[1]。时值明亡清兴，建州女真兴师犯明，滋扰边关，“剽掠上国(明朝)边氓，做奴使唤”[2]。万历十二年(1584)，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胄举事，合并诸部，创后金汗国，后乃“兴师犯明，宣布告天下七大恨，取抚顺”[3]814，辽东汉民，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参见《清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随着战事扩大，烽火延蔓，俘获人畜更多，“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农庄”[4]。

于中原王朝，关于奴隶制的史载更早。《尚书·甘誓》言：“……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5]《甘誓》为夏启征讨有扈氏的誓师词，所谓“孥”，同“奴”，有罚做奴隶之意，即将怠于攻战者罚没为奴。颜师古所撰《匡谬正俗》云：“孥戮者，或以为奴，或加刑戮，无有所赦耳”[6]，引兹佐证。奴婢制度作为奴隶制之遗裔，洞贯中国古代史之始终。其根源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封建制生产方式均为土地经济的同质性，以土地为纽带筑就了农奴于地主的人身牵附。秦汉以降，历代王侯将相、缙绅豪强均有蓄奴之习，“(吕)不韦家僮万人”“嫪毐家僮数千人”[7]3041，这固然是趣在夸张的写意之笔，但可推断其基数绝非等闲。俄及两汉“诸官奴婢十万余人”。三国时期，“奴执耕稼，婢典炊爨”[8]。南北朝时，素有“耕当问田奴，绢则问织婢”[9]之俗谚。晚唐蓄奴之风尚盛，岭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多被公私掠卖为奴婢，越王贞家僮多至千余人。*参见[清]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2页。北宋时期，金军破辽，将所获“契丹儿妇，令做奴婢”[10]，嗣后临南伐宋，“掠男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者自食之，富戚子弟降为奴隶”[11]。既而蒙元逐鹿中原，汉人、南人素常沦作“驱口家奴”。明初，朱元璋遏制蓄奴，以肃纲纪，“诏书到日，即放为良，毋得羁留强令为奴，亦不得收养。违者依律论罪……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此限”[12]，对民间蓄奴之习重典惩禁。但由于税赋苛重、旱涝日繁等因素，黔首流离，百姓破产，唯有质妻鬻子以谋生，以至成化、弘治年间，“蓄养奴婢、家人之类，比之旧制，或多逾十倍”，蓄奴之习强势反弹，臻于极盛，*参见《明孝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典藏，1961年版，第194页。朱元璋的重拳铁腕终究流于具文。万历时期苏州府嘉定县更甚，“大家童仆，多至万指”[13]，于中盛况，可窥犄隅。可见，清代奴婢制度并非前无端绪的骤然草创，在一定程度亦为中土旧制的衣钵传承。

二、来源探微

清入关后，圈地京畿，养奴蓄姬，一时间人烟凑集、骈肩辐辏。据载，乾隆年间“仕宦之家，童仆成林”[14]。满汉贵族多以蓄奴为乐，竞相攀比，彼此炫耀，和珅府第极盛之时，“供厮役者，竟有千余名之多”[15]。朱门酒肉、金粉楼台的背后，是无数家庭的顷刻东西、妻离子散。闻者凄心，见者怵目。清代蓄奴风习之炽烈，与奴婢的广泛来源息息相关。

(一)战俘

清初，战俘是奴婢的主要来源。明清鼎革之际，烽火频仍，满洲兵摧枯拉朽，军行所至，均按功分俘，“玉帛载马后，子女罗马前”。史载，努尔哈赤极端排汉，“得汉人，分赐满人为奴隶，按满官员阶级分与；得儒生，则杀”[3]830，颇值寻味。建州女真前身为耕狩于图们江流域的蕞尔小邦，自万历十二年(1584)努尔哈赤以十三遗胄举事，到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入关，不过尔尔一甲子。个中缘由，固与明室承平日久，文武废弛难脱干系，但更与后金军所奉行的分俘政策休戚相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所俘获的人口和资财犒赏麾下，一者意在淬励将卒上下心无旁骛，矢志戎马，是军队战力与士气的保证；二者后金兵无俸无饷，所俘均分旨在以战养战，酬庸赏功，以缓兵饷之急，因此即便定鼎中原后仍悉数遵行。顺治元年(1644)，在平定山东满家洞抗清势力后，将所俘获妇女牛马，分赏行间士卒。*参见《清实录·世祖实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