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我国纵向垄断协议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综述》3900字.docxVIP

我国纵向垄断协议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综述

前文通过对我国纵向垄断协议的司法裁判和行政执法案例进行梳理，对我国纵向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现状进行了考察。发现由于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语言具有模糊性，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和司法机关经常因理解偏差而在纵向垄断协议的判定问题上产生分歧。如对涉及纵向垄断协议的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不同的解释，导致选择不同的分析模式对涉案行为进行分析，以至于对同类案件作出不同的处理决定。下文以纵向垄断协议的现状为基础，分析目前我国纵向垄断协议反垄断法规制遇到的困境。

纵向垄断协议分析模式的适用存在分歧

同案同判原则在我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这是我国法律制度逐步走向完善的关键步骤。然而就反垄断法而言，由于我国对于纵向垄断协议的相关条文规定并不明确具体，实践中判定违法行为认定标准也不一致，导致还未能达到相似案件相似处理的基本要求。要想对该实体制度进行明确统一，就要在尊重反垄断法立法价值的基础上统一纵向垄断协议违法的认定标准和分析方法。目前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和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借鉴美国反托拉斯法和欧盟竞争法的分析模式，由于两者分析模式存在差异，我国也没有法律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导致两机关在规制纵向垄断协议采用不同的分析模式。

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作为我国解决《反垄断法》冲突的两大基本途径，本应起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作用，但通过上文的现状分析可知他们之间也是存在很大分歧的。我们以上文中列举的几起转售价格维持纵向垄断协议案为例，通过笔者的梳理，可以发现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处罚决定书中均直接给出了结论性的处罚意见，并没有对涉案行为究竟如何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进行考察和分析。而法院的判决却不一样，从全国首例纵向垄断协议民事诉讼案——“强生案”开始，两审法院就都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明确：将“排除、限制竞争”作为判定涉案行为是否为违法的构成要件。对于行政和司法机关存在分歧的这一问题，学界有两种观点，笔者将其归纳为对垄断协议定义条款的不同理解：一种认为在定义条款明确排除、限制竞争的前提下，行政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就应当将此条作为证明具体协议的构成要件；另一种认为定义条款只是一般性学说，需综合14、15条进行体系理解，由于这两类行为在法条中进行单独列举，限制竞争效果可能性较高，因此只需证明客观存在就可推定，无需进一步分析。这两种理解上的偏差就是采用的分析模式不同所导致的。我国纵向垄断协议司法审查第一案“海南裕泰案”第一次将这种差异带来的判定冲突真正暴露出来。海南省物价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中对裕泰公司涉案行为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只做了结论性表述，直接认定其违反《反垄断法》第14条第一项“固定向第三人转售价格”的规定，这里采用的是本身违法原则的分析模式。后来一审法院却做出了不同的分析，他认为不能仅以双方是否达成纵向垄断协议为依据，还应结合垄断协议的定义条款，进一步考虑是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这是采用了合理原则的分析模式。之后二审法院首次针对执法机构与司法机关的分歧提出了判定标准，二审法院认为要尊重反垄断制度的立法目标，在制止垄断行为的同时，更要预防，因此要更加严格的认定固定转售价格行为的违法性。

我国反垄断法制度中对垄断协议的体系安排受欧盟竞争法的影响很大，通过借鉴《欧盟运行条约》第一百零一条对我国反垄断法的垄断协议进行了结构安排，即原则禁止和例外豁免的立法框架。我国执法机构与司法机关对分析模式的不同选择，也是由于对“禁止”一词的理解不同，执法机关普遍将其理解为概括禁止，及“本身违法式禁止”，只要形式上与法律规定相符就会被认定为违法。另外，两机关在实践中也有着不同的定位，相对于执法机关在查处垄断案件中处于非常能动的地位，法院则较为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倾向于选择合理原则的分析模式，要求原告承担较多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分配不明确

现在对纵向垄断协议的举证责任规定，主要体现在《垄断纠纷审理规定》中，2011年，在该司法解释发布之前发布过一个对外征求意见稿，上面规定原则上由被害人举证证明垄断协议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但若被诉协议符合《反垄断法》第13条横向垄断协议以及14条纵向垄断协议行为类型时，则转由被诉企业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在该规定正式颁布时，却在正文删除了有关纵向垄断协议举证责任的规定，只保留了若符合第13条横向垄断协议的规定则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条款。

由于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对纵向垄断协议的举证责任分配，导致司法实践中没有明确的观点，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观点是由于没有对纵向垄断协议进行特别的规定，那就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性原则。我国法院现在采用的就是这种观点，在“锐邦诉强生案中”，一审法院上海中院认为原告应该承担证明被告达成并实施纵向垄断协议并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