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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

一、江南的概念及其发展概况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江南”的概念、范围。在历史上，“江南”一直是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它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直到秦汉时期，“江南”的含义略显明确，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湖南全部和江西。较为明确的江南概念应当是从唐代开始的。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江南最确切的含义是指长江以南地区。从元代开始“江南”越来越明确地转指传统的浙西、吴或三吴地区。明代已经将苏、松、常、嘉、湖五府列为“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就是在今天，学术界对于明清时期江南的界定，也常有歧异。较早对江南的含义提出讨论的是王家范，他认为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至迟在明代已经初步形成，而且这个经济区当时是以苏、杭为中心城市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刘石吉在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表示，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和太仓直隶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地区。洪焕椿、罗崙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也对江南下了一个定义：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明清时期即为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地区，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三角地区。陈忠平在研究明清江南市镇时，将江南的地域范围界定为长江以南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各府。

日本学者对于江南的认识，基本上集中于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江南的核心，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江南。

李伯重对“江南”概念曾作过一个比较科学的界定。他指出，对江南的地域范围作界定，在标准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据此，江南的合理范围应当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内部生态条件上具有统一性，同属于太湖水系，在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也十分紧密，而且其外围有天然屏障与邻近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分隔。这与刘石吉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中的界定，基本一致。在后来学者们关于传统市场的探讨中，涉及江南的大多受到了李伯重的影响，采用他的观点，将江南定义为上述八府一州之地。

“市”是商品交易的场所。最早的市没有固定的位置，后常在居民点的井旁，故有“市井”之称。人们在特定的地点按特定的时间相互交易，形成集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经营上的方便，市逐渐吸引到人口比较集中，又是奴隶主贵族居住的城中，并有固定的位置。

“镇”与“市”原本有严格的区别。到宋代，镇才摆脱军事色彩，以贸易镇市出现于经济领域，随着经济的发展镇成为县治和农村集市之间的一级商业中心。市，多是商贩和行商，商业规模较小；镇，则坐贾较多。二者在工商业发展程度上有所不同，因为镇的工商业较发达，在经济上对封建统治者来说至为重要，因而设“官”以收税，设“将”以弹压。所以有人说“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防遏者谓之镇”。

“镇市”作为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新名词，正式出现于北宋的熙宁、元佑年间，到南宋以后常见于官方文书以及地方志中，成了一个专门用语。宋代是一个市镇机能转变的过渡时代。在宋代，由于城市中市坊制度的破坏，以及邻近乡村地区懋迁的方便，原有的定期市逐渐演变形成商业性的聚落，做为固定居处的市于是形成。另一方面，原有以行政及军事机能为主的城镇，也逐渐蜕变转化为商业及贸易的重要据点。这种商业化的趋势，直到明清时代，传统的市镇均脱离了它的原始含义，而以商业机能为标准。这些市镇都是人口稠密、商店林立、经济繁华的中心地，是介于州县城与乡村之间的新兴小城镇。在明清的方志中，其间的市镇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如弘治吴江县志谓“人烟凑集之处谓之市镇”，乾隆湖州府志也说“田野之聚落为村，津涂之凑集则为市为镇”，嘉靖仁和县志所载杭州附近各市镇则均“市镇”或“镇市”连名。可见，明清时“市镇”或“镇市”已经成为江南地区一般商业聚落的通称了。虽然明清时代一般镇大于市，但也有不少是市大于镇，到了清末，市镇的标准已经没法分判了。

江南市镇的基础奠定于宋代。宋代的农业革命与商业革命，以及“苏湖熟，天下足”局面的出现，为江南市镇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不少江南市镇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像乌墩镇（即乌镇）、梅溪镇、四安镇、南浔镇都是。比较有名的震泽镇的前身震泽市就形成于宋代。

“通观江南市镇的发展，明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宋代以来，直到十五世纪末（明成化、弘治年间），可以说是市镇的萌芽与形成时期。明代的苏、松、杭、嘉、湖等府不仅是财赋重地，也是农工商各业发达的经济中心。农家经营的商品化与市场化，需要有比集市更高层次的市场与之相适应，这就给市镇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