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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钓鱼执法”

来源：法制办主站时间：2010-10-1210:29阅读次数：李利军

近年来，有关运管、社会保障、文化等领域“钓鱼执法”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本文以最近引发热议的运管领域“钓鱼执法”为例，对“钓鱼执法”进行简要分析。

运管领域的“钓鱼执法”，是由与运管执法机关有合作关系的“钓钩”以生病、事急等原因骗取车主的同情，在车主允许其搭便车后，在车上强行留置“报酬”并作证，最终由运管执法机关认定车主“非法营运”并进行处罚。2009年9月，上海白领张晖因好心帮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实为执法大队的“钓钩”），结果被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罚款1万元。10月，河南小伙孙中界在浦东新区遭遇同样经历后，为了证明自身清白，不惜“断指”。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浦东新区、闵行区政府最终承认使用了不正当调查取证手段，决定撤销原行政处罚行为。所谓“不正当调查取证手段”，具体而言是利诱手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依法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在笔者看来，“钓鱼执法”不仅仅是“不正当调查取证手段”的问题，而是当前我国行政执法存在问题的集中暴露。

一、不明确的执法依据

明确性是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制度含义清楚、规定明确，执法机关才能做到严格执法，既不乱执法、又不“不作为”。观察“钓鱼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