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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城墙的城市规划影响力

摘要：中国明清城墙继承了中国6000多年来的筑城技术和以城墙为载体的中国传统城市文明成就。从古代城市规划及工程建设而言.城墙并不是简单的一道墙体，而是城市的核心要素，是城市选址、城市防御、城市风水、城市礼制等级及城市规模、城市交通、城市空间结丰句、城市给排水、城市防洪抗灾等几乎所有重大城市生活事项的主要工程实体和控制系统，是城市文化的核心设施与最鲜明的地标性景观。实物资料证明，明清城墙的规模大小有基本的规定，荆州城墙和襄阳城墙都是在遵循等级有序的制度下形成的“府城”规制，也是同类明清城墙中极其珍贵的活化石。

关键词：明清城墙；荆州城墙；襄阳城墙；城市规划

清人顾祖禹在论湖北形势时认为：“湖北之形胜，在武昌呼？在襄阳呼？抑在荆州呼？日：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可以说，这段话较为明确地指出了荆州、襄阳在古代的军事地位。荆、襄地区处于长江中游，外围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又有大江大河通往境外，依仗长江天堑，易守难攻。可谓“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在冷兵器时代，荆、襄二州的城墙更是限制了敌方的攻势，重点防卫又在城门，可获取内线机动优势，以少敌多。时过境迁，荆、襄二州的城市建筑面貌今天已彻底改观，然而，其城墙仍巍然耸立，城河则环墙布置，城门又控制着古城区的道路及内外交通，可以说，保存至今的荆、襄二座城墙深刻揭示了城墙之于城市的规划影响力，令人叹服。

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可证，荆州城墙始筑于三国时期。；襄阳城墙则始筑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经过漫长的演化变迁，两城城墙在明清时期发展到最高峰。它们全面展现了中国明清时代府城级城墙制度特征，与南京城墙、西安城墙等共同见证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宏观架构逻辑与防御功能体系。此外，由于荆州、襄阳在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军事地位，现存的荆州和襄阳城墙作为重要的实物，对于研究古代战争史、军事史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其极具科学性、艺术性的建造技术，亦是研究古代建筑史及城墙科技史不可多得的范例。

明清荆州城墙直接在宋元荆州城墙的基础上建造，除城墙墙体外，还设有城门及城楼、瓮城、镝楼、战屋、炮台、藏兵洞等，具有完备的防御体系。现有遗存本体包括墙体11.28千米、6座城台（其上建有城楼）、21座马面、5座藏兵洞、3座镝楼。明清襄阳城墙正式形成于14世纪末并沿用至今，总长约7322米。经过现代城市局部发展改造，部分墙体受到损坏，但仍完整保存了大约6350米

一、城墙遗迹作为证据所反映的城市选址特征及

人地互构的风水规划理念

考古资料证实，目前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城”及城墙是位于长江流域的湖南省澧县城头山的大溪文化城址，其最早的城墙筑造于大溪文化一期，距今已逾6000年。另外，在黄河流域的河南郑州西山也发现了距今约5300—4800年的仰韶文化城墙。史前城址所在大多地势平坦，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十分适合人类的生产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选址布局也更加重视人居之城与地域自然背景的巧妙结合。古人多用“阴阳五行宇宙观”。及“风水观”来解释城墙所在空间与周边山川环境的建构关系，认为城墙选址应当合于阴阳，强调“天人合一”，做到“法天地，象四时”，以求人造城墙及城市与自然景观的互构和融合。在风水堪舆学说的指导下，最为理想的城墙构筑之地有如下基本特征：北面有蜿蜒群岭作“靠山”即“镇山”，左右两侧有“砂山”作护卫，南面有曲折的河流及远近呼应的低山小丘作“案山”与“朝山”（近案远朝），山水围合的中间地势宽敞，堂局分明，共同构成一个三面有屏障护卫、前方略显开敞并有水道流经、山水形势与城墙围合空间相互呼应并相对封闭安全的小环境。

1.荆州城市选址及其风水理念

荆州城墙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西南，长江北岸，江汉平原西部。这里北距楚国故都纪南城遗址5公里，西北距八岭山古墓群20公里，是真正的先秦时期楚文明之中心地。不过，秦汉时代，城址逐渐南移，更近长江，以借大江之势，提升城市的战略地位，这种城市地位一直保持到明清时期乃至现代。城墙所在的城市西北部岗岭蜿蜒，属荆山余脉，自北端川店入境，逶迤南下，西支为八岭山，东支为纪山，一直延伸到荆州城西北，形成岭、冲相间的丘陵地带，也构成了荆州城的“龙脉”。城南有长江水流经过，西南有沮漳河水系流入长江，北面距太湖港50米，太湖港流水常年不息流入长湖，荆州城墙脚下有护城河环绕，并与太湖港水系相连，使城墙所在形成“曲水环抱”之势。城所在的“中堂”即东南部地势平坦低洼，河网交织，系长期受到江河冲积和沼泽沉积形成的冲积和湖积平原，城区内有9条河流纵横交错，形成西湖、北湖、东湖、关公洗马池等十几个湖泊水面，既可供应城内用水，也可以起到蓄水防涝的作用。

荆州城正处于山、水两者交界之间，坐北朝南，基本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