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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城的城墙、城门与空间结构

导语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城”与“市”结合的存在形态。《说文》中载：“城，以盛民也”，“市，买卖之所也”，即“城”具有容纳居民的功能，“市”为物品交易的场所。对于中国早期城市来说，“城”的意义明显大于或早于“市”，这种意义主要通过城墙的修筑得以彰显。城墙将居民围合在相对封闭的空间范围内，带有强烈的军事防御需要，这种修筑城墙的观念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有人说：“在中国不存在不带城墙的城市”，或者说，不筑城墙的城市至少在某种意义上算不上正统的城市。[1]不过近年学者经过举例论证，得出从唐宋元直至明初，“城市没有城墙或者城墙处于颓圮状态可能是城市城墙常态”的观点，对既有的“高度强调城墙在城市形态中的重要性及其象征意义”加以反思。[2]即便如此，似难忽视城墙在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城墙将城市围合成封闭的空间，而城门的设置则提供了与外界进行交流的通道和窗口，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重要层面。淮安城（今淮安区），是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长期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塞，历代均较重视对其修筑，并且形成了三城鼎峙的独特空间结构。本文尝试对城墙的修筑与兴废、城门的设置及其名称等问题进行考辨。

1东晋山阳城的始建

淮安城的修筑开始于东晋时期。乾隆《淮安府志》卷五《城池》记载：淮安城“初无城郭，东晋安帝义熙中，始分广陵立山阳郡，乃于此地筑城”。此处仅说东晋义熙年间，并未具体到某一年。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楚州总论”引《宋书》载：“安帝义熙元年，省射阳县，分广陵之盐城地立山阳、东城、左乡三县，为山阳郡”。此处说义熙元年（405），射阳县废置，改立山阳郡，并立山阳县。不过清代淮安地方学者范以煦对此辨析说：“今宋书无此文，惟领县及安帝立县，合其云省射阳及元年并误”，他认为义熙元年，设置山阳郡、县记载有误，并援引义熙二年（406）诸葛长民自山阳“还镇京口”之事加以佐证。史载：“此番十载，衅故相袭，城池崩毁，不闻鸡犬”，范以煦据此认为“假令元年筑城，何至二年遂崩毁，且亦不得为坚矣”。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关于山阳郡、县设置的时间，另有义熙九年（413）的说法，这一说法源自《太平寰宇记》：“晋义熙九年省射阳县，置山阳郡，属徐州，又立山阳县以隶焉”，[3]同书记载互有龃龉，必有错讹之处。其校注者王文楚引《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地理志书，记山阳郡、县初设于义熙七年（411），认为义熙元年之“元”当为“九”或“七”之误。由此仍很难断定，是义熙七年或九年，初设山阳郡、县。又据《晋书·地理志》记载，义熙七年，“分广陵界，置海陵、山阳二郡”，可知山阳郡、县始置于东晋义熙七年。

无论是义熙元年、七年或九年，我们只见到设置山阳郡、县，并未见及修筑城墙的表述，不过设置郡、县，同时兴筑城墙，也在情理之中。而且，淮安城的修筑时间尚可向前推移。前述范以煦认为义熙元年（405）为筑城之始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忽略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城墙可能先于郡、县而建。彼时的山阳，与“鲜卑接境”，“此番十载，衅故相袭”，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长期交战状态下，山阳城的崩毁亦属正常。《宋书》中载：义熙年间，“鲜卑侵逼，自彭城以南，民皆保聚，山阳、淮阴诸戍，并不复立”。既然有山阳戍的说法，证明当时山阳可能已筑有城垣或类似城垣的防御设施。只是这些城防设施处于废隳的状态，因此诸葛长民才从山阳退至京口据守。又据《晋书》卷八《哀帝纪》，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载：北中郎将“庾希自下邳退镇山阳”，《水经注》亦谓山阳“城本北中郎将庾希所镇”，[4]所镇之地当有凭险可守之法，因此，可能在东晋隆和元年之前山阳已经筑城。

2唐代楚州城的城墙与城门

隋唐时期，淮安地区的最高行政单位为楚州，治所位于淮安城。白居易盛赞楚州曰：“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5]可见唐代楚州已筑有城垣。而且，唐代淮安城有重修之举，此由范昭撰、郑萼正书的《唐楚州修城记》碑文可见，为宋人赵明诚所得，其文字被收入其所著《金石录》之中，且由此文可知，重修淮安城的时间为唐上元元年（760）七月。大中十四年（860），楚州刺史李荀对城南门予以局部重修，时人郑吉撰文曰：“楚州新作内城之南门，何以言新？因旧之云也。何以言作？更从王制也。王制若何？曰：天子诸侯台门也。何称内城？别于外郭也”。[6]可知，从外观上说，至迟到唐代中后期，楚州城即有内城、外郭的建置。李荀之所以重修淮安城南门，有其迫切的现实需要，文中曰：“溯淮而上达于颍，而州兵之益团练者，纚联五郡焉，楚最东，为名郡。疆土绵远，带甲四千人，征赋二万，计屯田五千顷，凡兵、赋、食三者相通也”。从淮河上游直至下游，形成了五处州郡一级的城防重镇，楚州位于最东，对楚州城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而楚州城南门的建设尤为重要，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