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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卫星互联网专题报告

卫星互联网与早期5G产业在宏观背景、政策、技术、应用方面皆有较高可比性

我们认为，同属于通信行业的5G产业在早期与当前卫星互联网具备较高的可比性。1）宏观背景相似度高，卫星互联网诞生于复杂的宏观经济和外部环境中，这与5G在2018年起步时面临的经济环境类似；2）政策支持相似度高，两大产业同属于国家重点发力的“新基建”赛道，并得到了政策的密集支持；3）技术要点相似度中，卫星互联网与5G作为通信产业，技术壁垒之一均在于通信芯片，但卫星互联网产业还需要卫星、火箭技术的迭代，相对更为新兴；4）下游应用相似度中，5G在C端终端应用持续渗透，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远程医疗等toB/toG的专网垂类应用也在持续拓展；而卫星互联网这一侧，手机直连卫星在国内C端需求尚不明确，目前相对明确的市场更多是航海、航空、军事、出海等toB/toG领域，但具体落地节奏有待观察。

宏观背景：中国面临内外压力，“新基建”强化经济韧性

卫星互联网和5G在发展初期，中国宏观环境皆面临着较大的内外压力，因此希望通过支持战略新兴产业为经济带来韧性。在此背景下，卫星互联网和5G在不同的时间点成为了“新基建”的重点支持方向。5G起步于经济逆风期，财政政策保持积极。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从内部看，2018年经济下行增速压力较大，GDP增速逐季回落；从外部看，中美经贸冲突升级，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逆全球化趋势抬头。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基建”以来，5G产业成为政策重点发力领域，一系列政策明确支持5G等新型通信技术发展。同时，中央采取相对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大财政支出力度，2017-2019年实际赤字率呈现上升态势，为宏观经济托底，这也有助于5G大规模基建开展，2019年起5G基站建设持续提速。

卫星互联网同样诞生于低迷的宏观经济和复杂的外部环境中，2024年国内财政政策有望更加积极。从内部看，2020年以来，由于房地产拖累、疫情冲击和部分行业整治等波折，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2020-2022年GDP实现4.5%左右年化；从外部看，美西方对国内部分产业进行制裁，中美产业竞争进一步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希望通过支持战略新兴产业为经济带来韧性。卫星互联网于2020年成为“新基建”重点支持方向，并被纳入“十四五”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进一步提出打造“商业航天”等若干战略新兴产业。

值得一提的是，低轨卫星轨道与频段资源“容量有限”，且“先到先得”，因此考虑到国家安全与自主可控需求，发展卫星互联网更是必须。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卫星频率及轨道使用的规则是“先到先得”，轨道和频谱成为各国加紧布局以期获得先发优势的重要战略资源。根据赛迪顾问《“新基建”之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研究白皮书》，300km至1000km左右的近地轨道可容纳总共约6万颗卫星，预计2029年地球近地轨道将部署约5.7万颗卫星。“星链”计划如果实现，最高将占据4.2万颗卫星的轨道位置。此外，低轨卫星主要采用的Ku及Ka通信频段资源也逐渐趋于饱和状态，空间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将更加稀缺。同时，“星链”低轨卫星具备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据新华网报道，SpaceX与美国政府和军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且美国军方已深度介入星链计划。“星链”计划将完善美国“空天地一体”军事能力，并已在俄乌冲突中首次介入，凸显低轨通信卫星的重要军事战略价值。财政政策角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根据中信证券研究部宏观与政策组观点，预计2024年财政政策有望维持高强度，赤字率大概率超过3.5%。因此我们认为，类比5G，在2024年财政政策有望更加积极的背景下，卫星互联网产业投资或相应提速。

政策支持：“新基建”重点发展方向，顶层政策密集驱动

5G是国家“新基建”重点发展方向，受益于顶层政策密集驱动，有效带动经济增长。5G首先由国家顶层设计推动，2018年起政策开始密集发布。发改委、工信部等机构持续发布关于5G基建、商业化的具体发展规划，为产业发展定调。2019年6月，发改委提出加快推进5G手机商业应用，同月工信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发放5G商用牌照，标志着5G正式商业化落地，社会资本投入密集展开。5G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据中国信通院在2022年12月发布的《中国5G产业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