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爱玲作品及形象看民国旗袍特色.docVIP

从张爱玲作品及形象看民国旗袍特色

才女张爱玲出生在民国时期，一生钟情于旗袍的她曾说过：“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一种袖珍戏剧—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她笔下每位女子的旗袍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同的样式具有不同的寓意，她用自己对旗袍独特的理解描绘出一件又一件旗袍之美。本研究将通过民国才女张爱玲的经典文学作品看民国旗袍特色。

1中西结合的面料

民国初期，大量的西方思想与文化涌入，出现了一批思想先进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学习西方文化，这时女性也开始勇敢地追求自身解放和平等的权利。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身着丝质碎花旗袍，带着她那比常人敏感的色彩感知力、情绪与节奏，以端庄优雅姿态踏入文坛。

张爱玲在《更衣记》里提到：“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满清，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当时女性刚刚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痴迷于男女权利平等之说，然而周围的情形与理想相差甚远，于是在羞耻与愤怒之下，开始拒绝所有的女性化产品，甚至希望把女人的根性全部消灭。正因如此，刚刚兴起的旗袍显得“严冷方正”，还带有清教徒的风格。

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描述了葛薇龙和乔琪初见的场景，书中的葛薇龙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成熟中不失几分妖娆。在《封锁》中，张爱玲笔下的吴翠远身着白洋纱旗袍，滚着一道窄窄的深蓝与白的蓝边，有些讣闻的风味，人如其衣，平淡如水。

从上述作品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服饰面料的不断更新，印花棉布、洋绸、蕾丝等新型布料被逐渐运用于旗袍中[1]。当时上流社会主要使用进口丝绸，普通大众则以阴丹士林布作为旗袍的主要面料。旗袍逐渐从丝绸面料向人造丝、棉布转变，成为普通大众都能穿的服饰。当时流行的阴丹士林牌细布蓝色长衫旗袍的面料是由舒适透气的棉布经被称为“洋靛”的“阴丹士林”染料染成，耐晒耐洗，使民间穷苦的劳动妇女也有能力穿上旗袍，进一步扩大了旗袍的受众群体[1]。如《半生缘》中的女主人公曼桢，由于家境贫寒，与周围同龄女子艳丽的穿着不同，她的服饰多以“深蓝布旗袍”“深蓝布罩袍”为主[2]。

民国时期，华丽的锦绣和精湛的手工艺常被用来表现旗袍的端庄大气之美，而纯棉则被用来展现旗袍的质朴典雅之美。当时较为常见的5种织物有棉、麻、丝、毛和纯化纤织物，其中，丝绸是大多数人制作旗袍时主要选择的面料。另外，绸、缎、纱、棉等纺织品面料也常被用来制作旗袍的装饰部件。

除此之外，民国旗袍还大量采用印花面料，西洋满花纹样面料在民国旗袍上的运用打破了清代旗袍的工艺特色，仅在旗袍领围、袖口、下摆、斜襟等处滚边即可，工艺制作简单且美观时尚，迅速被女性接受和使用[3]。

张爱玲对旗袍的钟情，从她列满各式各样旗袍的衣柜中便能看出。她的镂金碎花旗袍富丽而高雅，稀纺旗袍丝质轻盈而迷人，黑平缎高领无袖旗袍神秘中略显凄美哀愁。图1为张爱玲身着织锦缎丝旗袍的经典照片，传统却不失华丽。

2各式各样的款式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张爱玲对葛薇龙的服饰是这样描写：“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女性受到欧美服装审美标准的影响。民国旗袍与当时西式的连衣裙一样均是上下联属的式样。1928年，在欧美短裙风的影响下，旗袍的下摆位置逐渐提高，到了1929年，已升至膝盖处。这时，女子开始大方地露出她们秀丽而健美的小腿，充满时代青春的气息，出现了风行一时的及膝旗袍。在此之后，复古长裙风在服装界的流行也带动了长款“扫地”旗袍的发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旗袍的鼎盛期。因开港通商，上海这个商业港口出现了许多洋式服装，旗袍便开始有了新的面貌。随后，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末出现了“改良旗袍”，款式不再像清末时期那么宽松，开始运用省道，在结构上借鉴西式的裁剪方法使之适身合体，胸型和腰线也更加合身，以此来展现女子曼妙而玲珑有致的身材[4]。

在《半生缘》中，随着曼桢与恋人世钧的感情逐渐升温，张爱玲对她的服饰描写也从素雅简洁的蓝布衫转变为款式时尚的粉红色“短袖夹绸旗袍”，尽显娇媚，而冷酷贪婪的姐姐曼璐则是“一身黑色的长旗袍和水钻镶边的黑绸长裤”的形象，是一个丑恶又阴险的角色。《金锁记》中的姜长安在与外国留学生童世舫约见时，身穿苹果绿乔其纱旗袍，配以西式风格的百褶裙、高领圈及荷叶袖，凸显出东方女性柔美婀娜的身姿[5]。

由上述作品可知，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接受西方的审美理念，西式服装元素被融入传统服饰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旗袍款式，有单旗袍、夹旗袍、棉旗袍；有长袖旗袍、短袖旗袍、无袖旗袍；有高领旗袍、矮领旗袍、无领旗袍、翻领旗袍、V领旗袍；有长旗袍、短旗袍。民国旗袍最大的特点便是对传统样式与西式服装的兼收并蓄，虽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有较大不同，是中西服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