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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路地域差异看民国晋商服饰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

摘要：民国晋商商路发达，其服饰受各地域经济文化、民俗风尚等影响，形成了多样的艺术特征。文章从民国晋商涉足的三晋地区、蒙中地区、江南地区入手，分析各区域晋商的服饰特色，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研究认为，源起于三晋地区的晋商服饰是黄河流域文化的典型例证，通过恪守当地服饰保守简朴的特征，对儒商观念的信仰进行物化表达。蒙中地区和江南地区的晋商服饰根据环境决定形象差异，利用服饰表明身份符号，以便快速融入当地商贸环境并突破群体界限，寻得异乡文化认同，构建出多元一体、守随并蓄的民俗风貌。

关键词：晋商服饰;地域差异;“一带一路”倡议;文化认同;多元一体;民俗文化

山西位于内蒙古草原的游牧经济区和中原汉族农业、手工业之间，“路当孔道”必多商。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提到，“山西承接东西，连接南北。从历史上看，山西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豪商大贾甲天下’，彰显的就是开放精神”［1］。民国时期晋商行商范围始自三晋地区，以太原、平遥、祁县等地为中心展开贸易，北上抵达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内蒙古中部地区，南下进入扬州、松江府（今上海）等江淮沿海地带。不同的地域环境孕育不同的地方文化特性，三种相异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晋商服饰在保留山西本土风貌的同时，也受所经之地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多样的艺术特征。目前学界关于晋商服饰的研究，主要以清代为时间背景展开，研究内容具体有以下三方面：1）从社会发展情况诠释晋商服饰文化的形成，如谢玮［2］、李鹏斌［3-4］;2）基于晋商服饰文化特点探讨其传承方式，如马孟超等［5］;3）归纳晋商服饰文化对现代服饰的影响，如李志如等［6］。由此可知，学界对晋商服饰的研究思路与时间界定较为局限，对其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的共同研究较少，且多以阐述自身观点为理论框架，缺少图像与实物的佐证。因此，本文将从民国晋商商路入手，结合图物资料指出三晋地区、内蒙古中部地区（简称蒙中地区）、江南地区的晋商服饰艺术特征，分析地域差异所体现的晋商服饰文化内涵，以期为完善民国晋商服饰风貌提供多元视角。

1三晋地区保守矜重的服饰特征

作为晋商的发源地，三晋地区的晋商服饰是最具传统核心意味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西的地域环境造就了晋商敢为天下先的品格和朴实浓厚的服饰文化，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地形地貌。山西位于黄河中游东岸，整体来看地势起伏较大，是被黄土覆盖的山地高原。因山多闭塞，少受外来文化侵扰，故形成并保留了淳朴艳丽的黄土高原服饰文化。二是自然气候。山西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昼夜温差较大，冬季天寒风烈，因此御寒保暖是决定穿着的重要因素。三是地理环境与自然气候影响下的种植业与畜牧业。高海拔和充足光照使山西地区非常适合养蚕缫丝，其中晋北地区更因地处高寒而多养殖羊，以便做成羊皮袄抵御风寒，棉、丝、毛均为晋商服饰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除以上三点地域因素外，中国传统造物思想“天人合一”也深刻地影响着晋商服饰的发展。以上四点反映在晋商服饰上，其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十字”无结构的自然造型，注重色彩对比与实用性，具体以夏季长衫、冬季长袍和短褂为主。

在服装形制和面料方面，夏季长衫与冬季长袍造型基本相同，均为立领右衽斜襟，袖长至手背，底摆两侧开衩至大腿处，衣长至脚腕，“整体轮廓宽体直身，造型是直线平面结构”［3］，是为三晋地区传统典型造物形制。其中长衫为单层棉布或织锦缎，袖子较为宽松;长袍内夹棉花，袖身紧俏（图1［7-8］）。短褂为立领对襟，五粒盘扣，袖长大多至手背，有些至手腕（图2［8］）。有时或将里面的白色长袖衫翻折出来包住短褂袖口七八厘米，呈现商人干净利落、有条不紊的形象。面料根据行业及地位不同分为丝绸或棉布不等，以晋商中最具影响力的票号行业为例，由于平常接触的人物通常是官宦乡绅，因此大多会选用与其身份相匹的上等面料。其中较为特殊且具有代表性的是马褂，在山西也称坎肩，是在短褂的基础上去掉袖子演变而成，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等，主要在春夏时节套穿在长衫外面，是晋商的典型服饰（图3［8］）。

在服装色彩和纹样方面，笔者认为可参考现山西省晋商博物院馆藏的数十本以衣料改制包裹的账本（表1），上面饰有盘扣、绲边等服装工艺，面料为棉麻，暂称为“包书衣”。主要有红、黄、白等颜色，其中红色占其总数量一半。据推测，“包书衣”是取自三晋地区晋商家族的旧衣，因此根据其用色规律可侧面反映出晋商服饰中偏好暖色的现象。“包书衣”上面的图案纹样大多为手绘，内容是各样花卉植物，包括牡丹、荷花、蓮子、石榴等。纹样取材以小见大，得以窥见晋商对于此类吉祥纹样在服装上应用的喜好，皆有暗示家族大富大贵、繁荣昌盛之意。

配饰方面，晋商通常头戴一顶瓜皮帽，足蹬牛鼻子鞋。瓜皮帽形成于明代初，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