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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分化”与“符码对抗”

——当前社会性突发事件的传播环境与传播特征

张淑华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社会性突发事件是由人为原因引起的突发事件，它是当前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典型事件和新型事件。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的阶层分化更加明显，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人群凭借“想象的共同体”结成联盟，在传播中形成对抗力量，凸显了社会冲突。事件传播过程中编码和解码的不一致即“符码对抗”导致了意义扭曲和传播扩散的扩大化趋势，成为社会性突发事件传播的突出特征。

关键词：社会性突发事件传播环境传播特性

社会性突发事件不同于自然灾害性突发事件，是指由于人为原因引起的突发事件[1](P385)。社会性突发事件具有突发事件的共性，表现出突然爆发、难以预料、必然原因导致、后果严重、需紧急处理等特征[2](P4)——有人把它简化为突发性、不确定性、异常性、破坏性和应对的紧迫性，但又区别于自然灾害类事件，多为“人祸”，具有人为性、争议性、冲突性、伴随着责任追究等特征。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性突发事件的传播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是近年来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也是危机传播管理的新难题，急需引起研究的关注。

一、社会性突发事件：当前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典型事件和新型事件

我国2006年颁发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把常见的突发事件划分为四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其中，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因为其发生发展具有较强的社会原因和人为因素，常被视为社会性突发事件。近年来，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呈急速上升趋势，不仅代替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成为突发事件中的典型事件和主体，而且绝对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对人民网舆情检测室2007年以来发布的《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的研究发现，2007年至2010年最受网民关注的20个年度热点事件中，突发事件总数分别为12、13、15、17，其中社会性突发事件数分别为11、12、15、17，成为“热点”中的“热点”。

近年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还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是新型事件的出现。除了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传统型社会性突发事件外，出现了一些具有新的时代特性、媒介特性和内容特性的事件。本文作者把它归纳为四种新的类型：（1）维权型突发事件。以公民普遍觉醒的权利意识为基础，通过突发的个人“极端”方式维权事件，如“邓玉娇案”、“开胸验肺”、“唐福珍自焚”、“宜黄拆迁案”等，借助新老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快速传播，“发酵”成为重大社会性事件。（2）舆论监督型突发事件。以公民普遍的公共参与意识为前提，以公共机构、公务人员、社会公益和公德、公共政策等为关注对象，通过突发的组织或个人“违规”事件，如指涉公共机构的“郭美美事件”、指涉公务人员的“日记门”、“微博开房”、“我爸是李刚”、“带套不算强奸”等事件的“曝光”，产生“联锁反应”，形成对共同行为规范、公共道德和公共政策等多层面的检视、监督和持续争议，最终上升为社会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3）泄愤型突发事件。以发泄个人的不满情绪、报复社会为目的，通过对不确定对象的侵权或犯罪，造成对无辜的伤害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典型如“杨佳袭警”案、不断发生的“校园袭童”事件、成都的“公交车燃烧”等。（4）群体冲突型事件。以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分化为背景，以权威信息的缺失、沟通不畅、人际传播和各种谣言、流言传播等为“土壤”，个体偶发性事件为诱因的利益矛盾最终推动事件上升为群体性冲突，如较早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通钢暴力事件”，一直到最近的湖南常德近百名的士司机打砸派出所。这些事件，具备突发性、不确定性、破坏性、人为性等基本要素，但在发生成因、目标诉求、传播方式、解决途径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内容属性和媒介传播特征。

二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型事件增多。所谓“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指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冲突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了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权力受害者，于是借机表达和发泄不满情绪而出现的冲突[3]。其典型体现是“泄愤型”事件。于建嵘教授曾经提出，“社会泄愤事件”是当前社会出现的新现象，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事件参与人与事件本身无关；二是行为目的只是要发泄心中的怨恨；三是现代科技，特别是微博等新媒体技术解构了权威信息，舆论呈现不易调控的特点[4]。早在2006年10月，《瞭望》周刊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就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对人民网发布的2007年以来热点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研究发现：个体泄愤性事件逐年增多，重大恶性事件不断发生；群体性事件也具有较强的泄愤色彩；而且，在互联网上，几乎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