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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历史教学中的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史“”和论“”的关系，学术界历来就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常用的说法是论从史出，“

史论结合”。史“”指史实“”或史料“”。论“”指结论“”或理论“”。在历史教学中，贯彻论从史出，“

史论结合”的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和思维能力。但是，如果教师处理不当，也

会导致一些问题。

在历史教学中，与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相关的易出现问题的现象有：

有些史料，如长城运河、宝剑瓦当，一般不存在误导后人的问题。但另一些史料，如

对历史事物的记载或评论，受作者的立场或动机的限制，有很强的主观性。教师在引用史料

时如果不加辨别，很容易上当“”，得出的结论自然就不科学。

讲《戊戌变法》时，很多老师喜欢引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的一段：人人“封章，得

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每日每署，封章皆数十，上鸡

鸣而起，日哺乃罢。”用这个材料干什么呢？说明戊戌变法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

是值得商榷的。

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被囚，戊戌六君子被斩，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海内外的舆论

大多指责康、梁误国。康、梁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他们还力图争取海外舆论的支持，

以解救光绪皇帝。于是，在戊戌政变结束后的两三个月内，梁启超匆匆写成此书。

这样特定的写作背景和目的，决定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梁启超的话。梁启超之所以描述

当时的形势是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是想证明变法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支持，是正

义的。梁启超之所以描述光绪皇帝鸡鸣而起“，日哺乃罢”，是想树立光绪皇帝勤政、民主的

开明形象。至于变法是否真的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光绪皇帝是否真正勤政和民主，那是另

外一个问题，仅凭这段材料我们还无法下定论。和同时期的其他材料作比较，我们会发现，

戊戌变法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这也是学术界公认的观点。总而言之，梁启超的叙述夸大其

词。对此，后来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供认不讳。

有的教师在教学中，常常出示一则史料或史实，然后就引导学生得出一个结论。这种

做法可能会导致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无法启迪学生思考。这个结论，通常是教科书中的结论。因而，史料仅是观点

的注脚，其作用是印证教科书的结论，增强教师的说服力；而非激活学生的思维，在鉴别、

比较之后构建认识。

其次，史料与结论不匹配。结论有大小，所需证据不一样，对思维严谨程度的要求也

有差异。上海交大附中的彭禹老师认为，重大结论一般结论可以一般证据证明，重大结论须

以重大证据证明，非常结论则非常证据必不可少。在教学中，常常会出现史料与结论不匹配

的现象。比如，在《五四运动》教学中，仅用一段材料一“家理发店门前贴出布告国‘事如此，

无心整容，请诸君不必光顾’，是”无法得出五四“运动群众基础比较广泛”这个结论的，必须

综合有关家庭妇女、商人、学生、工人等各阶层的表现方可。

现在的高考试题常常考查史料与结论的匹配性，进而考查学生思维的严谨性。以上海

市的一道试题为例：

2004年3月，青浦区惊“现上海第一人”的同时，还出土一只几乎没有野猪特征的红彩猪形

陶器，它

A.说明了吴越文化起源于畜牧

B.反映了该地区驯化猪的历史

C.证实了上海曾经是陶瓷中心

D.显示了青浦的先民只用红色

上“海是否是陶瓷中心”，取决于上海的陶瓷成就及其与外地的对比，仅凭本地一只陶器

是无法说清的。吴越“文化起源于畜牧”，一则上海不能代表吴越，二则欠缺农业材料，三则

畜牧材料仅此一陶器，说服力严重不够。至于青浦的先民使用的颜色“”，史学界有个说法，

说有易，说无难“”，也就是，说有红色容易，说没有其他颜色难。因此，一只几乎没有野猪

特征的红彩猪形陶器，仅仅只能说明上海先民曾经驯化过猪而已。

现象三：史料虽多，却为一类。

有的教师为论证某个观点，出示了大量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都是某一类别的材料，

或者角度一样，或者意图一致。材料虽多，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比如说，为论证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民主的一座丰碑，有的教师在教学中引用了大量

史料：

梁启超说：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

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