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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的特色

对于中华法系的特色不少著述进行了论证，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见有这样几种：

日本学者浅井虎夫在《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一书中，认为中华法系有三个特点：（1）

私法规定少而公法规定多；（2）法典所规定者，非必现行法也；（3）中国法多含道德的分

子也。

陈顾远在《中国法制史概要》一书中，把中华法系归纳为八个方面：（1）礼教中心；

（2）义务本位；（3）家族观点；（4）保育设施；（5）崇尚仁恕；（6）减轻讼累；（7），灵

活其法；（8）审断有责。

陈朝壁在《中华法系特点初探》一文中，认为中华法系的特点有三：（1）重视成文法

典，并惯于把有关社会规范的思想意识和制度用文字记载下来；（2）以天理作为法的理论

根据，并以合乎天理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3）礼法并重。

近年来的一些著述，认为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是：（1）以儒家学说为基本的指导思想

和理论基础，但也融合了道、释的某种教义；（2）“出礼入刑”，礼刑结合；（3）家族本

位的伦理法占有重要地位；（4）立法权与司法权始终集中于中央，司法与行政的合一；（5）

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与民刑有分，诸法并用；（6）融合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法律

意识和法律原则。

中华法系的起源、发展阶段和断限

这方面的见解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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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

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

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法律制度的泛称，至二十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

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

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外貌来说，依然存在。中国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

法律，均属中华法系。陈朝壁、陈鹏生等便持后一种观点。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中华法系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华法系起源于

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陈顾远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

是中华法系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

后，可称之改革期。李钟声则认为，从“结绳记事”的上古到尧、舜时期，是中华法系黎

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

期。

传统的观点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未能用确凿的理据予以证明。从

现已发现的大量少数民族的法律文献看，远在氏族部落时期，带有强制性的、成文的行为

规范就已出现。持法律是国家和阶级的产物观点的学者，大都引用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没

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40]

这句话，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但忽视了恩格斯这里所指的是易洛魁那种典型的母

系氏族社会，并不包括已出现阶级分化的原始社会末期。恩格斯在叙述古希腊雅典奴隶制

国家形成前的提修斯改革时，认为“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权习惯之上的一

般的雅典民族法”。[41]指明了法律是先于国家产生。我认为，对于“法是先于国家而产

生，中国古代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过渡，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应继

续进行探讨。在研究中华法系和法律的起源时，依据的应当是可信的资料，而不必囿于前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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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

中华法系作为制度形态的法文化、政治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系统的构成部分。和中国

古代文化整体具有两重性一样,中华法系也有其两重性,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对此遗产,我们

既反对全盘吸收的“颂古”,也不赞成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本文着重从“历史镜

鉴”的角度,侧重司法制度和实践上积极因素的挖掘和试图给以总结,加以批判地吸收,对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或有助益。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