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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务中的赋强公证制度

发源于实务的赋强公证制度，以应用便捷而被广泛采用。但因规则供给精细化程度不够，在实操层面，尤其是公证机关与执行机构的衔接环节易产生脱节的现象。本文从制度源起出发，追本溯源，全线条梳理了赋强公证制度中的模糊问题，对理解、应用该制度必有裨益。

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程序省去了漫长的诉讼过程，是较为快速和便捷的权利实现方式，因此近年来颇受金融机构的青睐。北京三中院曾于2017年发布《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问题的调研报告》，统计结果显示，涉及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增长幅度远远超过执行案件总数的增幅。就笔者所见，2017年至今，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相关的争议案件仍然增势不减。可见，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清收工具。

一、可赋强公证债权文书的范围

根据2000年最高院和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下称“《赋强债权文书执行联合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可赋强债权文书需具备三个条件：一、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给付内容无疑义；三、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通知第二条又以列举+兜底的方式列举了常见的可赋强债权文书类型。此规定可以看作我国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的发端。

此后，《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可赋强的公证债权文书需“以给付为内容”，考虑到给付内容非仅限于财产，这一规定显然失之粗疏，因此实践中仍以《赋强债权文书执行联合通知》为准。2006年司法部发布的《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九条和2008年中国公证协会通过的《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下称“《强执债权文书指导意见》”）第三条则几乎照搬或直接援引了《赋强债权文书执行联合通知》的规定。《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八十条通过规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认定标准，从反面将“属于不得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排除出可赋强范围，但该条其实并未提供新增要素，属于不完全规范，解释时仍需援引前述规则。

2017年最高院、司法部、原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充分发挥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服务银行金融债权风险防控的通知》（下称“《公证强执服务金融通知》”）第二条对于可赋强债权文书的要件规定仍无变化，但在第一条的示范性列举中明确将融资租赁合同、保理合同、开立信用证合同、信用卡融资合同、债务重组合同等金融行业常见的合同纳入其中，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实践中的问题。

根据上述规定，信托合同显然不属于可赋强的公证债权文书，实践中对此也并无争议。问题在于，资管机构在资产端所进行各项交易的可赋强范围，实践中长期未能形成统一认识，争议主要集中于“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判断标准。以金融机构经常签订的股权或特定资产收益权回购协议为例，有观点认为：股权/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安排过于复杂，回购价款往往也并非固定金额，不符合“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条件，因而不宜通过公证债权文书制度来直接执行。例如，在（2014）济铁中执异字第11-1号、（2014）赣执审字第1号等案件中，法院即以“权利义务约定复杂”、“股权收益权的金额是动态数额”为由，认定案涉合同不属于可赋强范围。

上述案例尚属已经在公证机构办理完成赋强公证，而后在执行程序中被法院判定为“债权债务关系不明确”的情形。实践中，类似合同在赋强环节即被公证处拦于门外的情况则更为常见。可见，“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这一要件的模糊性，已经成为金融机构高效利用公证债权文书制度的一大障碍。

我们认为，以权利义务关系复杂为由不予受理赋强公证或执行申请，理据不足。原因在于，相关规范仅要求“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并未要求“债权债务关系简单”。因此，只要股权/受益权回购协议约定的价款金额、支付期限以及方式能够确定，即已满足“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要件。中国公证协会下发的《强执债权文书指导意见》第五条第二款亦规定：“当事人互为给付、债权文书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以及债权债务的数额（包括违约金、利息、滞纳金）、期限不固定的情形不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不明确。”

以上述（2014）赣执审字第1号案为例，双方当事人已就价款的确定方法约定了明确的计算公式，依此公式可计算得出确定的金额，此类合同在投资类交易中颇为常见，如果将之均排除于可赋强范围，则势必大大限制公证债权文书制度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金融风险防控中发挥的作用。事实上，《公证强执服务金融通知》第五条已经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时，需“承诺所申请强制执行的债权金额或者计算公式准确无误。”此亦印证，计算公式的存在并不构成“债务债务关系不明确”的情形。

况且，根据《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债权人向法院申请执行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