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良心 众生楷模.doc

学界良心众生楷模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袁群

昨天下午，惊闻高放先生因病去世，感到万分悲伤，我的眼前不断浮现高放先生对我的种种关切，也回想起十余年来与高放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2004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师从林建华教授。高放教授是林建华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求学时的老师，我经常听林老师讲一些高放教授的为人为学方面的事迹。在华师求学期间，我也了解到高放教授与华师有着深厚的渊源。华中师大的老书记高原教授与高放教授原来都曾在华北联合大学（后改名为华北大学）学习和工作，两人是战友和同事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高原教授南下武汉参与创建了华中师范高等学校（后更名为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高放教授则在1949年3月随华北大学迁入北京，并于1952年调到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78年，由高原教授发起，华中师范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开展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也成为全国第一批硕士点，第二批博士点。而在高放教授等的带领下，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获得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分别于1983年和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这也使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国内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领域的重镇。鉴于高原教授和高放教授在国内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学术地位，“南有高原，北有高放”的说法也在学术界流传至今。高放教授也经常受高原教授的邀请到华中师大来讲学和参加学术活动，对华中师大科社与国际共运专业的学科建设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并一直关注着华中师大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发展。可以说，高放教授对于华中师大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我与高放教授相识于2005年。我的博士生导师林建华教授是华中师大的兼职博士生导师，其工作单位在聊城大学（现在林建华老师就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马院院长）。2005年11月，林建华教授告诉我，他邀请高放教授将到聊城大学讲学，让我也来参加一下。到达聊城大学后，我住在学校的东湖宾馆二楼，高放教授住在三楼，这样，我与高放教授也就熟悉了起来。来聊城大学高放教授未带任何资料和讲稿，他以《掌握国际共运的历史要点，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为题，作了三天的讲座。在讲座中，他对国际共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对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极为深刻，发人深思。在聊城大学的三天，我也一直陪同高放教授，听他聊自己的人生经历，对国际共运的思考，我也就国际共运的相关问题与高放教授进行了请教。这次聊城大学之行，我近距离地见识了高放教授的大师风采，他为人为学的精神和品质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他的很多学术观点和对前沿问题的关注思考也启发了我，同时我也与高放教授建立了延续至今的师生之谊。在高放教授的讲座中，他提到了尼泊尔两大共产党——尼共（毛）和尼共（联合马列）的发展问题，这也引起了我的关注。2007年我博士毕业后赴云南大学工作，我将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变革作为了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到云大工作后，我与高放教授一直保持着的联系，我时常与高放教授打电话请教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领域的学术问题。如尼共（毛）和尼共（联合马列）为何会走议会道路，其面临的困境和前景有如何？高放教授得知我2016年1月去尼共（毛）总部调研，还询问了相关情况。我们还聊到了对于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共产党与国外共产党与左翼势力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的争论问题。由于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瑞典社会民主党，对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国际的发展状况问题，我与高放教授也进行了探讨。今年是瑞典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高放教授还专门打来电话，约我写一篇题为《瑞典共产党百年沧桑》的论文投给国内一家知名的学术期刊，希望我通过将瑞典共产党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历程进行对比，总结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兴衰沉浮的经验教训。高放教授也对目前国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队伍的萎缩表示担忧，同时对华中师大、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单位仍保持着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际共运的研究人员和明确的研究方向、年轻学者的正在不断成长的状况也感到些许欣慰。高放教授还经常鼓励我要在做好当前研究的基础上，要以史为鉴，通过比较借鉴，与时俱进、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研究国际共运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完善提供域外经验。高放教授的鼓励一直激励着我在国际共运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上不断前进。

高放教授在学术界德高望重，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理论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大家的才华让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