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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腐败虽是一种政治现象，但经济因素无疑起着重要作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之上的，即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时刻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个人实现欲望手段的有限性，产生了腐败的原始动力。因此，在反腐败的斗争中应该充分考虑相关人员的经济人属性，运用经济学的手段去惩防腐败。

强化制度建设，压缩腐败交易的市场空间

腐败的有效治理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体制建设密切相关,要按照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大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只有彻底解决权力结构中权力过分集中、群众民主参与权利受制约的弊端,实现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才能缩小腐败的生存空间。

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道路，通过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进行配置。要防范和抑制权力进入市场，尽量减少和杜绝“寻租空间”，通过将生产要素市场化，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引入市场机制，从体制上减少权钱交易的可能性。要最大限度地削减行政审批的数量，严格限制行政管制范围。要按照改革的原则清理行政管制项目，取消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审批事项，解除行政机关对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分配的不合理控制，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

二是转变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方式。要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政资分离和政企分离，对现有的国有集体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产权多元化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方式，要继续从微观干预向宏观调控、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转变，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要求，尽量减少对微观经济运行秩序的直接干预，善于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法规和经济规律来加以调节，把政府承担较多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放权给市场、社会和中介组织，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运行秩序进行间接规范，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有力的法律救济,让群众去监督法律的实施,并通过监督获得利益。通过提高腐败者的机会成本,实现资源配置的非人格化,从而在源头上减弱腐败生长的环境和滋生的土壤。

二是要加强道德教育的心理约束力,提高腐败的心理成本。以法度严明来预防或惩治腐败,可以让掌权者有所畏惧,保持警戒,不能或不敢有非分之想。只有让掌握了公共权力的官员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腐败的可耻性和应受谴责性，才能保证社会或团体的成员自行约束私心的无限膨胀,实现反腐败的社会治理。

三是提高公众反腐败的参与意识,加大腐败的社会成本。腐败的客观存在使公众参与反腐败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政府、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将腐败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程度内,乃至最终根治腐败，改革开放的成果才有可能持久,和谐社会才有可能维持。扩大公众参与力度,并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众参与权，是提高公众反腐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要防止和遏制权力腐败,关键在于以人民权力制约公权力,以公民权利监督掌权者对权力的使用。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天津市行政管理学会；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LJWT13-07］和天津市法治建设重点调研课题［FZTJDY-2014-0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