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之我见.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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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之我见

关键词:负担行为/处分行为/债权行为/物权行为

内容提要: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概念及其区分理论的涵义、价值、理论基础，应当予以反思：物权契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分行为，它与处分行为在概念、价值取向上均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因此，应当对“臃肿”的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理论进行“消肿”“减压”，废弃物权契约这一无用的“盲肠”与“蛇足”，从而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理论获得正本清源的认识。

在德国民法中，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是法律行为中的最基本的分类。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亦接受了这一理论。王泽鉴先生称：“法律行为最重要的分类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二者贯穿整部民法，可称为民法上的任督二脉，必须打通，始能登人民法殿堂。”[1]笔者怀着打通民法上的重要通道而步入民法殿堂的冲动与愿望，曾长时间专注于此，对该理论进行反思与探究，得到一些心得与管见，现与学界交流，以就教于大家。

一、德国法中的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的涵义及其价值

欲全面通透理解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的理论，必须准确掌握其涵义与价值。由于该理论主要是德国概念法学的产物，因此，中国学者一个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德国法，掌握其概念的精髓。在德国法上，负担行为是指使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或若干人)承担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义务的法律行为。负担行为的首要义务是确立某种给付义务，即产生某种“债务关系”(《德国民法典》第241条)[2]。可见负担行为产生的是给付义务的请求权，而依德国通说认为，在请求权和债权之间不存在实质上的区别[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负担行为主要包括债务合同。不过并不是任何一项在债法中规定的合同都是负担行为，像债务免除以及债权让与的行为都是处分行为[4]。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作用于某项现存权利的法律行为，如变更、转让某项权利、在某项权利上设定负担和取消某项权利等。理论通说认为，处分行为包括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

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有哪些不同呢?第一，客体不同。处分行为适用客体确定原则，即最迟在处分行为生效之时，处分行为所涉及的具体的客体必须予以确定;而负担行为则无此要求，负担行为在债务具体化为特定的物件之前就已经有效。第二，是否要求有“处分权”不同。处分行为以处分人有处分权为生效要件;而负担行为因为其在债务具体化为特定的物件之前就已经有效，所以并不以对其具体化的客体有处分权为必要。第三，是否需要公示的要求不同。对于物权法上的处分行为(仅仅对于物权法上的处分行为)，适用公示原则。在通常情况下，处分行为必须通过某种公示手段(登记或交付)对外表现出

正如前文所述，近代德国潘德克顿私权体系是其理论基础。而债权与物权的概念与区分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因而可以说，债权与物权的区分又是潘德克顿私权体系的基础，这项工作主要是由近代民法学之父萨维尼完成的。“萨维尼基于对私法体系的重新认识，直接将债权与物权进行对比研究，构成债权物权区分说的真正起点。他指出债权和物权在客体和相对人这两方面的区别。他还以物权行为作为从债权向物权转化的桥梁，将物权行为作为彻底区分债权与物权的内在支撑，使债权物权区分说自始与物权行为理论紧密结合。”[8]从这个角度来说，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或物权行为区分原则)是债权物权区分说的具体的理论基础。

其实，萨维尼创立物权行为理论无非是贯彻物权法中的私人自治而已，是为了贯彻其民事权利体系思想：权利乃是人对标的的意思支配，债权是人对他人行为的意思支配，物权是人对物的意思的支配;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变对他人的意思支配，形成债权行为，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变对物的意思支配，形成物权行为[9]。

萨维尼的这一思想深受康德的人格伦理主义的影响，其关于法律关系本质的思想更是直接受康德《权利的科学》的影响和启发，他认为“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个人意志独立支配的领域”，从意思支配的不同标的人手，分析法律关系，依意思支配的三类不同的标的即自己、不自由的自然、他人(的特定行为)，而分别形成人格权、物权、债权，从而达到了构建民法上不同的权利体系的目的[10]。受康德自由意志哲学的影响，出于对他人自由意志的尊重，债权的标的只能是他人特定的行为，因而债权人不能对该他人特定行为进行支配，只能对其请求，所以债权是请求权;而物权则是对不自由的自然的支配，并不关涉他人的自由意志，因而是支配权。

萨维尼创立物权契约，在当时“着重于扩大‘契约’领域，缩小‘强行法’”[11]的时代，便是合理的产物，它扩大了私法自治的范围，这样意思自治的触角不仅可以伸到债权法领域，而且也可以伸到物权法领域，还能伸到亲属法、继承法等领域。由此，通过不同的法律事实产生不同的权利，进而构建起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