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赞助人”角度看出版机构对翻译活动的影响.docx

摘要：赞助人作为文化系统的外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操纵”着翻译活动。本文以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例，主要从出版丛书与创办期刊两方面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机构影响着翻译的组织活动和认知翻译活动和传播机构之间的联系关系，为届时出版机构的未来发展提供相关的参考。

关键词：出版机构；翻译活动；影响

引言

翻译活动是促进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而翻译传播机构则是使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重要渠道。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认为文学系统受两个因素的操纵，其中外部因素指的即是“赞助人”，而“赞助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出版机构则是其中之一。

十九世纪中晚期至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加快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版行业应运而生，一跃成为新学说和传播新的思路的重要条件。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此时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是我国综合性翻译在国内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三十余年来始终紧随社会发展的历史足迹，一直处于国内翻译出版领域的领先行列。该社成立之初，主管部门将其定位为“一个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社会科学和出版外语教材为主的专业出版社”。

（邹振环，2000：352）本文从“赞助人”的角度，以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例，分析了出版机构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出版丛书一一引介译作之捷径

2.1“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与“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当代的同龄人：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78年1月1日正式成立。根据当时孙家晋和包文棣等相关的翻译人员的回忆，上海译文社当时不是白手起家的，它有这深厚的历史痕迹，它只是50年代两个出版社合并成立的外国文编辑部，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整理分散在上来的资源，它的组成不仅包括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室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的骨干，还有来自上海教育出版社、少儿出版社和作协等单位的编译力量。（宋?t凡，2013）

该社成立时正值翻译文学出版勃兴之时，凭借从上海文艺出版社继承和接受下来的大批纸型和大量存稿，译文出版社有幸拥有了一个高起点的发展平台。当时翻译文学的出版已呈现出丛书化、系列化的特点，外国作家的文集和翻译家的译文集也纷纷出版。面对这样的形势，译文出版社一边抓紧安排原来有的纸型的重版工作，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一边努力争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的机会，着手开始“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工作。1978年11月，波兰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出版，译文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首次亮相。这套丛书出版周期绵延数十年，至今已出版160种，译文社承担了其中的71种，其中包括《伊利昂记》、《金驴记》、《巨人传》、《红与黑》、《莎士比亚喜剧五种》、《董贝父子》、《失乐园》、《草叶集》等。这套日后被爱书者亲昵地称为“网格本”的丛书，在选题、翻译、编辑乃至排版装帧上均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译文社参与“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工作，有利于整合上海文学翻译界的力量，也使其自身发展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闻琛，2009）

1980年7月，德国作家伯尔所著的《莱尼和他们》中译本问世，标志着“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正式开始出版。这是一套由译文社发起组织编辑，与外国文学出版社合作而产生的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二十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本身继承和发展。

从“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到“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译文社由从属到自主，开始发展壮大。1991年11月，这两套丛书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特别奖。“许多中年以上的读者清晰地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与‘二十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极受欢迎，甚至出现了一书难求的盛况。”[1]

2.2“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与“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

20世纪80年代的出版界在经济体制改革暨市场化改革下已现商业大潮的端倪，到了80年代末期，出版体制改革开始步入正轨。细分市场这一做法在当时被许多深谙市场竞争之道的企业奉为圭臬，而要在当时刚有些许市场气息的图书出版领域具有这样的意识和胆识，则显得颇为难得。上海译文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与普及本的推出就是一次细分市场的有益尝试。首先推出的是“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丛书，选择书目的标准是“原著为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精品、译笔已有定评”，如《简?爱》和《呼啸山庄》。在装帧上更是极显“珍藏本”之考究一一丛书采用“大32开本，用丝绸作封面，外加护封和封套，印书的纸张都是定制的，染成米黄色，显得格调文雅”。（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60）随后推出的是“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普及本”丛书。出这套书的目的主要是要在当时泛滥书市，与当时内容质量低下的非法出版物较量，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