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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

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己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1924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第二阶段，抗战前后时期。李约瑟开始参与直接地研究和讨论，并形成了第二次研究热潮。在1944年，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展开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讨论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心理因素。数学史家钱宝踪(1892-1974)则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人太重实用。而这些又是由中国的大陆文化、自给自足之经济所使然。同年十月，李约瑟在题为“中国之科学和文化”的讲演中指出:“……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竺可祯于1945年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认为“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众多学者把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都归结为经济制度方面。

第三阶段，从80年代至今。在80年代前期，陈平从经济结构、

对这一问题，他首先从更广阔的社会大背景来考虑，进而提出“为什么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2]，这实际上就构成了他进行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分析的取向，因而也才有“罗列因素法”的产生。往后进一步明确“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文明中?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3]这样，李约瑟的探讨就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史研究，而进入到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天地之中。[4]

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李约瑟以其深邃独到的洞察力对史料进行了深入挖掘，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在他一贯的研究中，其研究的前提和方法大致是:

(一)以“科学中心主义”为衡量标准

“科学中心主义”就是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辉格式[5]的历史研究方法，以欧洲近代科学为标准，来评价非欧文明。虽然事实上对中西文化比较时这样一个标准是必要的，而且它也已经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范式。但却完全没有必要将此标准绝对化，处处以这种唯一的标准衡量其它文明，毕竟范式也是有反常的。几千年前迫于生存压力的早期人类，当他们处于东方和西方这样两个差异极大的生存环境之中时，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和倾向也必定有所差异，因而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文化体系。就其文化核心—价值观而言，东方人更倾向于伦理化，而西方人则更倾向于自然化，以求真、求美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整个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单一化的标准过于僵化和武断，也与文化“多元性”的特点不相吻合。正如埃德兰·莫兰(EdgarMorin)所说:“把科学想象为清除了任何意识形态和只由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或理论统辖的想法是个极大的错误。实际上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预先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