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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届保定市唐县第一中学高三二模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20世纪是我国学者辈出、学术发展成果丰硕的时期，其中，沈从文的名字一定不会令人感到陌生。他不仅用优美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湘西边城的秀丽美景，展示了一个个淳朴真实的人物故事，同时还深耕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在中国古代的服饰、丝绸、染织、瓷器、铜器、玉器、漆器、家具等物质文化史专题方面都有所建树，《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就是其代表作之一。

沈从文首先在博物馆开展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当时设施条件较为艰苦，沈从文硬是“转了十年”，其间经他过目、研究过的丝绸、地毯、铜器、玉器、瓷器、漆器、家具、绘画等诸类文物数不胜数。通过大量的基础工作，沈从文大体掌握了这些文物的基本特征和变化发展规律。随后，他又在对不同类别文物研究的过程中，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观察、总结、提炼，寻找文物背后的文化与史实。沈从文指出：“我们的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并注意它的全面性和整体性。明白生产工具在变，生产关系在变，生产方式也在变，一切生产品质，式样在变，随同这种种形式的社会也在变。”正是由于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沈从文的服饰史研究没有仅仅止步于对服饰本身时代、结构、色彩等进行介绍说明，而是从历史发展的大局着眼，在对服饰形式本身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更为广泛的问题和范围进行进一步探索，力求发现服饰和穿着者背后的故事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信息。

沈从文在研究商代服饰时，发现安阳殷墟墓出土的人形雕像“辑录了较多用不同材料反映不同衣着体型的商代人形”,“这些人形，不仅反映商王朝不同阶层，可能还包括甲骨文中常提到的征伐所及，即当时与商王朝对立的各部族”。他注意到，在殷商时期，殷王朝“主要征伐的对象有两个，即西南的戎羌和东南的淮夷。至于荆蛮成为征伐对象，时间似较后。这些在玉、石、铜上的人物形状，可能有一部分正是各个敌对而又强有力的西羌和东夷人形象。特别是铜器上的卷发人形，必有寓意，不会是偶然出现的”。在这一研究中，他通过对稍早时期商代人形雕像服装的研究，引发了对穿着者身份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不仅搞清楚了当时服饰的阶层信息，同时也加深了对商代社会历史环境状况和早期民族分布的了解，而且还令研究内容结论更加真实可信，可谓以小见大。

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文献内容虽然比较多，但是大多都并未从当时历史环境角度对服饰名物进行记述，其记载带有一定的简单性和片面性。面对这类问题，沈从文并未仅将收集到的所有证据素材简单堆砌、排队了事，而是坚持对具体服饰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去伪存真，得出结论。譬如，唐代妇女中十分流行的披帛，在多种文献和壁画等资料中都有记录和体现，但不同记载中披帛出现的时期出入较大。他通过对多种文献、文物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一些古人在“谈日用器物历史起源”时，“多喜附会”,“用矜博闻，而总是虚实参半”。他认为，对于一些空泛的文献记载不能照章全信，而需在研究鉴别后选择利用，继而认为唐式披帛的应用虽早见于北朝石刻石窟造像，“但在普通生活中应用，实起于隋代，而下至五代，宋初犹有发现”。沈从文认为：“我们说学习思想方法不是单纯从经典中寻章摘句、称引理论，主要是从实际出发，注意材料的全面性和不断发展性。若放弃实物，自然容易落空。”沈从文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基本都是因循上述原则完成的。

从沈从文学术研究的成功历程来看，除了用正确的历史观指导治学实践，他还掌握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很多工作都是要靠方法，方法对了头，那么说服力就强。”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方法，是以王国维等学者们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在自身长期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加以灵活运用和总结提升而形成的。他将原来“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即地上地下两种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拓展为用传统文献结合文物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他认为，“王静安先生对于古史问题的探索，所得到的较大成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新的工作指标”。在研究过程中，“单从文献看问题，有时看不出，一用实物结合文献来作分析解释，情形就明白了”，“‘以书注书’方法是说不清楚的，若从实物出发，倒比较省事。”沈从文还形象地指出，“（文物）十分显明是可以充实，丰富、纠正‘二十五史’不足与不确实的地方，丰富充实以崭新内容，文献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东西却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笔无比丰富的宝藏。”这无疑更加强调重视文物在学术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充分体现了他以文物为主导、结合文献进行研究的治学方法。

面对20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出土数量空前的大批服饰文物，沈从文在惊喜的同时，也很快发现仅依靠历史文献记载进行研究而存在的问题由此有望得到解决，“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