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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与“网络经济”

目前，美国经济增长已经超出常规周期，且今后仍将进一步发展。半个世纪以来，高增长势必导致通货膨胀抬头，这个传统信条现在也已被打破。为此，一些敏锐的专家早在前两年就提出了“新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日本、欧洲，乃至广大的发展中经济和转轨经济，也纷纷感到了“新经济”的冲击波。本文拟从网络经济角度，就新的世界经济作若干思考。

一、“新经济”概念的来龙去脉

“新经济”是什么。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的理解。技术工程出身的人，可能会感慨信息网络的“神奇”；金融业人士，可能容易困惑于“网络股”疯涨和风险投资的魔力；政策智囊们更多关注的可能是“新经济周期”的调控和新的增长点；而经济学教授和社科研究人士，则可能首先有责任界定“新经济”的概念。

在美国，较早谈论“新经济”的学者是商业周刊的主编斯蒂芬·谢波德。他于1997年11月提出了“新经济”概念，指出新经济具有六个特征：实际gdp大幅度增长、公司运营利润上涨、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进出口之和占gdp的比例上升和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度比重上升。

更早的争论是“新周期”问题，1997年8月由迈克尔·曼德尔首次提出。1998年6月，mit教授多恩布什进一步讨论了周期消失问题。同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董事长兼主编莫蒂默·朱克曼发表“第二个美国世纪”，认为新型繁荣源于一系列制度结构优势，并非不可持续。

不同的声音包括。美国《前景》杂志主编罗伯特·库特纳认为“商业周期消失论”是夸大其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斯蒂芬·韦伯则提出“减幅论”，认为商业周期波动将变得轻微，经济周期正在变成一种“涟漪”（ripples）。更对立的观点来自克鲁格曼，他认为美国经济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革、“新周期”看上去更像“老周期”，只是失业率低一点。

国内学者较早探讨“新经济”的论文见于《世界经济》杂志。《论美国新经济》发表于1998年6月号。长篇访谈《美国新经济给东亚带来什么。》见于同年7月的《东亚经贸新闻》。就“新经济”的提法，国内学者也各有系统著述，有的称它“知识经济”（如清华大学吴季松），有的冠以“信息经济”（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怀宁），笔者则命名为“网络经济”。至于更早对新经济的探索，《人民日报》等早在1992年即有论点鲜明的文章。

二、“新经济”实质是“信息化”和“全球化”

“新经济”当然明显区别于传统经济。然而传统经济是什么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认为：世界上的经济有两种，一种是有了“权”才能买“钱”的经济；另一种是有了“钱”才能买“权”的经济。

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第三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有了“智能”就能去“买钱”和“买权”；在这种经济中，“经济剩余”的瓜分权威已经不再是“达官”和“富豪”，而是“智士”和“仁人”。其代表人物，在国外，可包括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萨马兰奇和索罗斯。在国内，张瑞敏、王选、柳传志、张朝阳等也许可以参选。如不考虑目的正当与否，不妨也可琢磨一下牟其中，他的“鬼点子”中似乎不允“新东西”。

“新经济”的驱动要素首先不再强调“权力”和“金钱”，而是“智慧”、“主意”和“点子”等知识或曰信息。这是“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广为流传的注脚。不过严格地说，“知识”可以分为能够带来“产出效益”的“生产性知识”，和只能带来“分配实惠”的“分配性知识”（其极端是剽窃和偷盗）。不言而喻，经济学所强调的是“生产性知识”，也即那些“旨在扩大而不是多分蛋糕的有机联系着的数据”。这才是要说的“信息”或“新知识”。

以“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为参照，“信息经济”似乎要比“知识经济”更能胜任于界定新的时代。因为，在汽车这个工业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中，甚至在美国和法国的农业中，“知识”的贡献度也都是非常高的。尽管如此，“知识经济”的不胫而走毕竟是一个事实。究其原因，似在于它更容易唤醒工农大众“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更容易引起各界人士的共鸣。

“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更多体现的，只是经济的内在驱动要素，并不能较好地同时反映出“新经济”在地线空间上的突飞猛进，也即当代最引人瞩目的经济全球化和“无国界经济”等问题。同时涵盖二者而又能比“信息”更为鲜明的一种表述，应该说非“网络经济”莫属。“新经济”的实质有二：“信息化”和“全球化”。谢波德的“新经济”六特征虽有些表层，但他认为“新经济”的根源在于全球化和信息化，却无疑很具洞察力。

“网络经济”的内涵是驱动要素“信息化”，而外延则是合作机制“全球化”。“网络”的灵魂是信息，使命是覆盖全球，消除或缩小时空差别，使得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同另一个人进行联系。这似乎是个很简单的事实，但恰恰就是这一点，在导致整个世界天翻地覆。90年代初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曾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