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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执行笔录的法律属性及其构成——对民诉法第228条第

2款适用的建议

邓晓静;覃舸

【摘要】修订后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8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于实施强制执行措

施的经过,执行员应当制作笔录.但立法并未对民事执行笔录的法律属性及其构成等

问题作出规定,留下了法律空白.从民事执行工作的现实状况和规范性要求来看,最高

人民法院宜采取司法解释的方式填补这一空白以促进对该条文的落实.建议司法解

释明确赋予已经制作完成且符合立法规定之形式要件的民事执行笔录以诉讼证据的

法律属性,以便在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异议时对执行人员的执行行为

等起到证明作用.同时,还应规定民事执行笔录的构成要素、细化其记录的事项并根

据强制执行措施过程的难易程度,将民事执行笔录分为表格式执行笔录和记录式执

行笔录.

【期刊名称】《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27)001

【总页数】6页(P44-49)

【关键词】民事执行笔录;法律属性;构成

【作者】邓晓静;覃舸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3;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

广西柳州54500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15.2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历来十分重视与关注民事执行程序，将执行程序编的修改与

完善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较之修订前，现行立法关于执行程序的规定更为全面和

细致，也更为合理和具有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执行难”和“执行

乱”的困局。毫无疑问，这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令人感到可喜的一个显著变化。不

过，仔细研读立法关于执行程序的具体规定，我们仍不免发现其中还是存在着一些

疏漏和不足，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予以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

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228条第2款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执行员应当

出示证件。执行完毕后，应当将执行情况制作笔录，由在场的有关人员签名或者盖

章。然而，较为遗憾的是，对于民事执行笔录的法律属性以及构成等关键性问题，

立法却留出了较大的空白。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在一部对整个民事诉讼活动进行

全面规范的法典里，的确无法对所有程序环节都事无巨细地详尽规定。如此一来，

最高人民法院就此进行司法解释便具备了必要性。在此，我们从实际出发，经由分

析与比较，结合现实需要就司法解释关于民事执行笔录的规定应如何展开提出自己

的看法与主张，以供参考。

(一)民事执行笔录未列为法定的证据种类

在我国证据法学界，尽管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不过大多数人皆同意，合法性是诉讼

证据的本质属性之一。证据的合法性，亦称为证据的法律性，是指证据从形式与来

源上皆合乎法律规定而没有不可采纳的理由。此处所指法律不仅包括各种实体法，

还包括程序法。并且，“证据的合法性首先表现在证据的表现形式必须符合证据法

律制度所规定的证据的一般表现形式。”［1］《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民

事诉讼证据的一般形式包括：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

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显然，在通常情况下，只有条文中所列举的各种物质材料

才被立法赋予了证据资格。反之，凡未被纳入这些类别之中的物质材料则不具备证

据资格，无法作为证据在诉讼中得以运用。民事执行笔录并未列入立法所确定的证

据种类之中，如果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话，是不应被当作一种独立的诉讼证据来看

待的。也即是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将民事执行笔录排除在了法定的证据种类之外。

这样的规定与民事执行笔录的法律地位、作用明显不符。如若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

提出执行异议，民事执行笔录能否作为有效证据来进行证明，可以预见将会引发不

小的争议与分歧。另外，在特定情形下，民事执行笔录还会对生效判决的执行力产

生影响。“在判决生效且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之后，当事人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

虽不能排除判决的既判力却可以暂时‘冻结’生效判决书的执行力。一旦被执行人

将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判决的执行力也因被‘替代’而归于消灭。”［2］而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的规定，当事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的详细内容和

履行情况应记入民事执行笔录中。能引发如此法律效果的法律文书却没有归于诉讼

证据的种类之中，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

(二)民事执行笔录的证明力不明

关于民事执行笔录的证明力问题，现行立法同样付之阙如。对此，我们可采取比较

的视角以庭审笔录来作为参照。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口头辩论笔录作为公文具有

较强的证明力。对于法院的构成、当事人出庭与否、辩论公开与否诸如此类为使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