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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流”与“源”

一、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流”

目前，学界中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是西方新历史主

义理论的产物。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二者虽有关联，但又不尽相

同。从流派渊源和时间区间的视角来看，我国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思潮几乎与

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同步诞生，它是中国作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

自我思悟的结果，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并没对其产生直接的作用力。

作为一个理论流派，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学术

界。其具体的标志为，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的格林布拉特教授在为《类型》学

刊撰写的集体宣言中，正式宣布这一流派的成立，该流派的领军人物主要有格

林布拉特（Grnebnatt）、蒙特洛斯（Mentrose），海登·怀特（Haydenwhite）

等，其理论核心强调从政治权利、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角度，对文本实施一

种综合性的重新解读，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重释的“文化诗学”。在西方新

历史主义学者眼中，历史的本体就是对曾经存在的人物与事物所作的表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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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实体是保留下来的记录和文件，既是“文本的历史”（海登·怀特），它完

全是一种修辞的想象、话语的拼接和权利意识的显现。以当代西方理论思潮的

视角来看，新历史主义是对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的批评方法的一种反

驳。据考察，西方的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译介入我国文化界

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初，其发生影响的时间还要更迟一些，而我国的

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发轫于80年代中后期（如莫言《红高粱》，1986年），因

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并非是西方新历史主义

理论直接作用和影响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并非说明我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和西方

的新历史主义理论之间绝无联系。因为，就理论流派和知识谱系而言，我国的

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同样是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

论长期孕育的果实。众所周知，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方法论的核心是在西方大

行其道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正如朱迪斯·劳德·牛顿所说，新历史主义

出自后结构主义，出自福柯的历史编纂学。我们知道，在整个当代西方文论

中，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理论流派，它一方面继承俄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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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义批评重文本分析的科学主义传统，同时又开启了颇具颠覆和结构意味的

新历史主义的大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

陆续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我国，列维一施特劳斯、巴尔特、阿尔都塞等结构

主义大师的理论，也渐渐为文化界的人们所接受和理解，在其滋养下，人们认

识到“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各种事物间的构造”，“结构主

义在本质上只是一种通过文本重新构建客体的精神活动”。不可否认，结构主

义、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对我国当代的传统历史文学观发生了颠覆性

的震动，它改变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那至高无上的形象和位置，人们开始思考

历史客体与历史文本间的结构关系，并逐渐认识到，既然我们面前的历史是虚

构的，我们就不应再像寻根文学那样倾倒和匍匐在历代文明历史的脚下，此

时，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作家们，不但对作为文本的历史的真实性产生了怀

疑，而且要进一步追问历史的存在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在他们心中涌起

了解析正统历史观、主流历史观的强烈冲动。就文学思潮的角度而言，从历史

的文化映像中去寻找现实的答案似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

“定势”。它也因此使得20世纪后半叶的当代中国历史文学的天空时而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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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时而迷蒙、复杂，六七十年代，在庸俗阶级论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挟

裹下，当代文学曾产生了大量的“红色经典”，其中的部分作品，历史本身那

丰厚的文化蕴含已被过滤得十分干净，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人类学，文

化历史学和魔幻现实主义等新的方法论和科学史观的引进和发展，文学界出现

了轰轰烈烈的“寻根”大潮，人们试图将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直接服

务于当代的精神启蒙和文化重构，然而，伴随着寻根文学的热度渐渐消退的则

是更为理性的思考，难道历史真的能为我们当代文化的走向指点迷津？能为我

们民族精神的重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