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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摘要：[目的]为探索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方法]文章以2018年“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生活能源”专项调查数据为依托，引入非农就业特征、抚养比和代际同住变量，运用Tobit模型分析非农就业特征、家庭人口经济特征、能源可获性、能源价格因素、区位因素及消费偏好对陕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非农就业特征对农户能源消费结果有显著影响；代际同住、抚养比、人均农业收入及其他收入均对生物质能源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的高教育程度和外出务工经历对商品能源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商品能源平均价格作用则相反；不同地区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差别大且受消费偏好影响。[结论]研究表明，非农就业能够直接推动陕西农户生活能源由以生物质能源为主向以商品能源为主转型，但家庭人口经济等特征使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转型的显著影响力以经济因素为中心产生不同变化。

引言

我国农户高碳化和非清洁化的生活能源消费模式导致农村地区土壤侵蚀，土地退化，农业生产力下降[1]以及潜在的严重生态变化且不利于农村可持续发展[2]。随着非农业化水平的提升及消费需求的增加[3]，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也已发生明显变化[4]，非商品能源在农户生活能源中的比重下降，因此生物质能源不再处于领先地位[5]，而农村能源的再生化对改善农户能源消费结构有积极影响[6]，这就为文章用其评价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提供了依据。因此该文把生物质能源消费比例和商品能源消费比例作为反映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两个主要指标。

1文献综述

既往研究从多角度将影响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的因素大致分为家庭人口特征、生计特征、收入水平、能源可获性及地理特征5类。如LeachG研究认为由于能源消费结构受到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尤其在农村地区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升级尤为困难[7]。

1.1家庭人口特征

户主在农户家庭能源消费中起决定作用，此外老人与孩子数量也会对农户家庭能源消费决策有影响[8]；户主年龄对农户生活能源的选择有直接影响[9]；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则用能整体认知水平越高从而有利农户选择高质商品能源[10]。另有学者发现花费时间采集薪柴的主要为老人或孩子，故老人和孩子数量影响了农户选择生物质能源的几率[11]。综上，家庭人口特征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仍需进一步验证。

1.2生计特征

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增加了农户对高质商品能源和新型可再生能源需求[12]；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在用能选择上的差异越来越明显，薪柴消费在以农业为主的家庭中占比最高[13]，且农户采集薪柴时伴随着大量劳动力投入[14]。纯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可获性较高的生物质能源，兼业户则相反，非农户由于缺乏生物质能源转而选择煤炭或电能等便捷、高效性能源[15-17]；能源消费也受到生计资本的影响，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越多，则更倾向于选择商品能源[18]，物质、人力和金融资本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转变起重要作用[19]。综上，既往研究从是否非农就业的角度研究了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而从其具体特征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展开的研究较少。

1.3收入水平

学者认为经济是影响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的最重要方式[20]。由于采集秸秆和薪柴费时费力且燃烧不利于身体健康，收入越高的家庭越注重生活品质从而选择高质商品能源[21]，故经济水平提升比能源可替代性更能有效抑制农户对薪柴等生物质能源的选择[22]，但另有研究表明，经济水平的提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商品能源消费增速逐渐减缓[23]。综上，收入水平是农户生活能源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我国贫困户数量在脱贫政策作用下大幅减少，但是脱贫的不稳定性导致农户需要承担重新贫困的风险，故经济水平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确切影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1.4能源可获性

资源禀赋差异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具有差异[24]，商品能源可获性有助于降低农户生物质能源消费[25-26]。农户居住地位置、交通条件、市场距离等均影响农户生活能源消费[27]；政府常通过控制能源价格等政策工具来满足农户需求[28]；除能源市场价格因素外，市场以外的社会交往和宏观政府政策也会对农户能源决策产生影响[29]，例如，使用太阳能对我国农村地区生活能源消费转型具有重要意义[30]，而由于技术不成熟、初期投入成本过高或不稳定等因素使得农户放弃使用太阳能。综上，该文把人均耕地面积作为一项自变量加以考察。

1.5地理特征

不同地区在气候和建筑设计方面有较大差别，由此导致农户在用能选择和消费行为等也有较大差异，例如在气候寒冷区域的农户冬季的煤炭消费远高于气候相对温暖地区[31]，所处平原区的农户商品能源消费远高于山区及半山区[32]。另有研